明弘治九年（1496），端阳日，晋王府书斋宝贤堂内，47岁的晋王世子朱奇源毕恭毕敬地写下“稽首顿首谨书”几个字后，轻轻起身，看着整篇端正的小楷，心潮起伏。这是上明孝宗皇帝的书。自收到皇帝弘治九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的信札后，朱奇源一直在欣喜中。皇帝的信札是写给朱奇源父王朱钟铉的，信中除了赞扬晋王宗室能在富贵中留情文艺、不为声色货利所移外，更多的是对朱奇源刊刻《宝贤堂集古法帖》的溢美之辞，多年的潜心钻研终得皇帝的赏识，朱奇源怎能不欢喜呢？今天，他自己给皇帝上书，感谢皇帝的垂教之恩。他想起《宝贤堂集古法帖》的成帖过程，不禁感慨万千……

　　朱奇源的高祖晋恭王朱棡，幼年喜好书法。明建国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赏赐前代墨本甚多，曾祖定王，由皇帝命中书舍人詹希原教字书，祖父宪王及其父王嗜好书学，都写得一笔好字。数世积累，晋王府府藏也日益丰富，朱奇源因此醉心于古人笔墨间。他常常取古今名人真迹法帖，或临或摹，沉浸其间，废寝忘食，习作不下万余纸，颇得古人意趣，还练就了鉴别书画拓本真伪之本领。

　　朱奇源爱书成癖，曾自嘲如蠹鱼出入、终老斯乡。一日，论及《淳化阁帖》时，感慨其世不多见，虽然有一些翻刻帖本或者增减帖本，但大多得彼失此，如未收入文字创始者仓颉、圣人孔子之书，宋人苏、黄、米、蔡神品之书也未收入，遂萌生重新刻制一部法帖的心意。他取《淳化》《绛帖》《大观帖》《宝晋斋法帖》诸帖、府藏及明代著名书家之作摹勒上石，置晋王府书斋，取名为《宝贤堂集古法帖》。其帖共分十二卷，以十二地支为各卷编号，收录了上自史前仓颉、下迄明代张弼，纵贯数千年，共计128位书家作品。每一刻石，朱奇源亲自校其一钩一书，力求尽如古人用意，可谓法度严整、遒劲缜密，石质精良、刊刻精妙，直追书法者奉为圭臬的《大观帖》。难怪后有好利者，裁拆《宝贤堂集古法帖》当作宋《大观帖》出售。

　　在朱奇源的心中，书法艺术表现的应该是“高致逸兴，淋漓挥洒于笔墨间，姿变横出，千态万状，不可形容”。此种意向，断非讲究平正典雅的台阁体所具有。而“苏、黄、米、蔡书入神品，结体稳密，有劲古豪逸之势，而不失范围，岂可少邪”！因此，《宝贤堂集古法帖》之选帖，一方面是明代中期社会变革引发的书坛变化使然，另一方面则与朱钟铉、朱奇源父子的审美思想密不可分。

　　朱奇源不但选取宋克、沈度、解缙等明初名家法书，而且大胆选取在世书家的作品上石，是《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又一特征。文徵明小楷书《玉女潭山居》《李忠文八角石记》《前后出师表》等作品在他们生时摹刻上石，可谓续《宝贤堂集古法帖》之貂裘。

　　《宝贤堂集古法帖》刊刻后七年，朱钟铉、朱奇源父子将拓本呈送孝宗皇帝朱祐樘。此举无疑大胆，虽然当时的社会情形，尚意书法艺术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但朱奇源在自序中明确称颂被朱熹贬低的宋四家，却要冒一定的风险。一则尊崇朱熹是朱元璋以来，明统治者的大政方针，可以说是明王朝的祖制，明代以尊崇祖制而著称。二则天心难测，何况孝宗皇帝似乎酷爱的也是台阁体。然而，孝宗朱祐樘对呈送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拓本大为赞赏，并回复晋王朱钟铉说：“朕批阅一再，见其采辑详悉，制作不苟，已置之便殿，以备燕闲。”朱奇源如释重负，欣喜万分。

　　《宝贤堂集古法帖》拓本于是盛行于大江南北。明代中期以来，书法审美情趣和书风转型，帖学编刻体例逐渐完善，刻帖的学术性和整体水平极大提高，帖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切都和《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开创之功密不可分，它为帖学的发展与大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宝贤堂集古法帖》刻毕，全部刻石存放于晋王府宝贤堂内。然而，150余年后，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刻石不幸流散，惨遭破坏，幸得山西巡抚白如梅、太原知府宗彝、阳曲县令戴梦熊，以及傅山等文人学士的寻访补刻、捐资修亭，得以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加大了文物保护力度。20世纪80年代，永祚寺建碑廊，专置《宝贤堂集古法帖》和清刻本。2020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刻石，让文物活起来，太原市双塔博物馆兴建2420平方米的专馆，取名宝贤堂。

　　四个展厅围合的宝贤堂由青石铺就，辅以园林小品和北方树种，作为展厅的延伸空间，整体营造出静谧雅致的氛围。展厅中，《宝贤堂集古法帖》安静从容地迎接着前来观摩的观众。这些刻石有了足够的安全保障，不用再担心风雨侵蚀和流离失所，每一块刻石上方是拓片，下方对应释文和书家介绍。展厅中还设置了“曲水流觞”动画、“萧翼赚兰亭”微视频、“眼辨手书”游戏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在博大精深的汉字书法魅力和优秀的传统文化里。来者流连去者依依的宝贤堂，更是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祚寺增加了文化底蕴，丰富了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