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车在一条从蒲县县城伸出35公里的公路上停下，步行过一个右转弯，走进一截不长的村巷，就来到了西戎故居——位于蒲县西坡村的西戎文学纪念馆。

　　一棵浓荫如云的老槐树，一片民居围成的空间，一盘老旧的农家石碾，像碾过无数岁月，已陈设为一种村景。迎面一堵崭新的青砖长墙，刻着《吕梁英雄传》的浮雕群像，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故居当然是新修缮了的，却镌刻着过去的故事。

　　故居里到处都是书，西戎写的书、写西戎的书；也到处都是书法作品，西戎写的书法、写给西戎的书法。100年前，这里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100年后，这里成了一所满屋书香的文学故居。

　　在西戎文学纪念馆，我看到了一位作家的起步。

　　当年，一个名为席诚正的孩子，在西坡村听到“卢沟桥事变”的炮火，也听到“蒲县来了红军”的消息，便跑进城里看新鲜。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红军，也从心底萌发了抗战的种子、文学的种子。这个孩子从西坡出发，走进吕梁剧社，走向枪林弹雨，走过天堑黄河，走到了延安。这个从“西坡”走出的“戎戈”席诚正，以笔为枪，执笔作旗，第一次以“西戎”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我掉了队后》，第一次与马烽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马烽、李束为、孙谦、胡正一起，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坛五战友”的历程。

　　在西戎文学纪念馆，我寻找到一个文学的细节。

　　当年，“山药蛋派”“文坛五战友”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根据地，晋西北抗联文化部部长亚马对这帮仅有浓厚兴趣但还幼稚的年轻人，非但不嫌弃，还愉快地把他们都接收下来，并使他们明白，作为文艺工作者，只有无条件深入斗争生活这唯一的创作源泉中，才能写出反映时代的好作品。之后，西戎、卢梦、孙谦、常功写出了大型话剧《王德锁减租》，马烽、西戎写出了《吕梁英雄传》，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位笔名“亚马”的李汝山，是我的故乡阳泉平定下盘石走出的现代文化名人。亚马的父亲曾把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送到抗战的疆场，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个儿子都成为这个村庄让人引以为傲的人物。我父亲为此撰写的《亚马传略》里记载，亚马曾经是中国“文坛五战友”的创作向导和文学领导，我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但并不深悉。走进西戎文学纪念馆，我终于找到了这段历史的又一个印证。

　　在西戎文学纪念馆，我觅得一种文学的绿意。

　　在纪念馆里，我看到西戎出席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的照片，看到他和老作家们获“人民作家”荣誉的照片。30年前，我作为记者采访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西戎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在讨论《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立法时，力主尽快治理汾河。他说，过去我们唱的是“人说山西好风光”“汾河流水哗啦啦”，而今我们看的是岸上烟尘滚滚，岸下污水汩汩，我们还能唱出曾经优美的歌吗？之后，我作为山西环境文学组织者走进山西“人民作家”授予现场，请“人民作家”为环境文学题词，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在宣纸上写下了“爱护环境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的题词，并一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是在这次签名题词之前，我见到了应邀出席“文坛五战友”创作50周年座谈会的亚马。亚马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我向亚马说了请山西老作家题词的事，他说，环境保护是个大事情，环境文学是个好事情……在西戎文学纪念馆，我看到亚马和老作家的合影。可惜，我们请老作家题词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其实，在老作家的文学历程里，是不乏这样的文学绿意的。

　　“山药蛋派”犹如“山药蛋”，是生长在土地上的作物。“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是生长在农民与土地关系之上的文学，是生长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上的文学。无论作家把土地作为文学的主体对象叙述，还是把自然作为作品的背景对象抒写，自然和土地本就蕴蓄一种淳朴的意味和温馨的情感。

　　而且，“山药蛋派”老作家在走入晚晴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关注和关心了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在苍茫的文学之旅中画上了一笔反思、忧患和期望的绿色。当这代老作家渐渐离开他们爱着、写着的土地与山河之后，这片土地与这片山河的改变，其结果也深深隐含了老作家曾经的反思、忧患和期望。

　　西戎文学纪念馆立着的老槐树，是否是一种写意？

　　我看到，老槐树过去，是一棵挨一棵的树；那些树过去，是一片挨一片的绿植；绿植之外，是一田挨一田、一丘挨一丘、一山挨一山的绿意。小村嵌在绿意中，古镇嵌在绿意中，那绿意里，应该蕴含了山野草木寄予的希冀。

　　昕水河就从这绿中流过，应该也曾流淌过少年西戎的足迹。作为黄河的支流，昕水河也像汾河、沁河一样，载着清凌凌的水，涌向了黄河。尽管曾经污染过，也曾经干涸过，但清流，也应饱含了小河大河本真的夙愿。

　　文学的河流，也是如此么？

　　昕水河、汾河、沁河、黄河……都在历史和现实里流淌。历史规定着河流，现实又改变着河流。

　　离开了西戎文学纪念馆，我觉得，长长的思绪留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