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侵略军对晋绥根据地连续实施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分块分段从游击区向抗日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

　　当时，日伪军陆续在晋绥八分区修筑了多个据点，每个据点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都成立了“维持会”，逐步围困根据地军民，巩固和扩张其占领区。形势最严重时，晋绥八分区根据地由79个行政村缩减为17个。

　　接到毛泽东同志的电报后，晋绥分局召开了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全面部署反“蚕食”斗争和整个对敌斗争，并发出《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调整晋绥八分区领导机构，强调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兼任第八地委书记，晋绥八分区辖区内各县委书记兼任县大队政委、县长兼县大队队长。一元化领导是把敌人挤出去最根本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是“把敌人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就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但要靠军队，更要充分发动群众。

　　晋绥八分区不仅仅用枪去挤敌人，还用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瓦解伪军，对伪军做思想工作、策反工作；将日军据点旁居住的老百姓迁走，使据点里的敌人没吃没喝；在据点外围破坏日军的运输线，牢牢控制供给线；把敌人挤到据点里，或者挤到根据地外；在条件成熟时集中优势兵力拔掉日军据点。

　　晋绥八分区军民在策反瓦解伪军方面，开展的“红黑点”运动在“挤敌人”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凡是做好事，如保护抗日军民，就记红点；凡是干坏事，如给敌人带路，就记黑点。红点多的，可以宽大处理；黑点多的，给予严惩。黑点达到一定数量则坚决铲除。

　　“红黑点”运动的开展，瓦解了伪军的心理防线，震慑了敌伪的维持人员。许多伪军因此变成了帮助八路军打日军的“两面派”。

　　敌伪的基层组织“维持会”大部分被抗日的“两面派”掌握与控制。乔武村、晋祠镇等日军据点就是在伪军“两面派”和八分区军民的里应外合下被挤走的。

　　1943年1月，晋绥军区作出“挤敌人”的具体军事部署。以深入根据地的离岚、忻静、五（寨）三（岔堡）三条公路及八分区交城以西山区为“挤敌人”的主要方面。

　　1943年6月发动夏季攻势以来，第三、八分区对敌据点发动进攻，仅9天就拔除22个据点。罗贵波在回忆录中写道：“据统计，从1943年到1944年一年间，像这样利用内线关系，在伪军和伪人员的配合下，一共攻克了敌人据点达47处。”

　　敌人在难于立足的困境中，被迫放弃交西县（今属交城县）岔口和交东县（今属交城县）芝兰据点。自此，我军打开了对敌斗争的局面，解放了三分之二的山区腹地，进而把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晋中平川。1944年秋，晋绥根据地一、三、八分区连成一片，巩固发展了根据地。

　　1944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志得知晋绥八分区“挤敌人”的战绩后，电示吕正操、林枫：“在其他各分区，也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八分区挤敌人的经验在根据地推广后，彻底扭转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敌进我退”的不利态势，为随之而来的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