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生智

　　元好问的一生，基本上就是在宋、金、元对峙交错的时代度过，目睹和亲历了金朝的衰亡和元灭金的全过程。在晚年，他为“金史”倾注心血，忻州市韩岩村的野史亭就与此有关。

　　元好问天资聪颖，科举之路却颇多坎坷。16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直到金兴定五年（1221）32岁时，才终于“进士及第”，却因被诬为“元氏党人”，愤然不就选任。一直到35岁，他才正式就选，任为权国史院编修。聊以慰藉的是，在多次应试中，他与朝中权要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结为好友，其诗文也得以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

　　金天兴二年（1233），元军围开封，元好问被困城中。金亡后，元好问被俘押往山东聊城，后居住冠氏县。两年间，元好问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等地。其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萌生了以诗存史之志，完成了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

　　《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他所知道的金一代已故或未仕于元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空白，也成为有关“金史”的重要来源。

　　公元1239年，50岁的元好问回到老家忻州，交友游历，潜心编纂著述。金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就私下编撰《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为了写金史，他不得不与元朝廷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对他“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金史·文艺传下·元好问》：“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

　　经过多年奔波，元好问积累了上百万字记载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为此，他付出了许多，其诗《野史亭雨夜感兴》：“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衰迟私自惜，忧畏当谁语？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表达的就是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着手要完成《金史》著述时，因为有人作梗，使他未能在元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抱恨以殁。

　　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历史资料，却为元朝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记载：“元人修《金史》，多本所著，故于三史《辽史》《金史》《宋史》中，独称完善。”元好问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劲，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的学生郝经在《元遗山先生墓志铭》中写道：“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而国史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乃言于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辟馆，为武安乐夔所阻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无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遗逸，凡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世事至百万余言，捆束委积，寒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其 《盛夏闲居读唐宋以来各家仿渔洋例成诗八首·元遗山》中用“伤心怕读《中州集》， 野史亭西夕照寒”的诗句表达了对元好问的赞叹。

　　《金史纪事本末》为清李有棠撰，清光绪十九年（1893）初刻，后又不断修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江西学政吴士鉴上奏朝廷，称“纪述淹赅，考定完密”，为“乙部中不朽之作”。李有棠在印行了两书之后，不到一年，终因心力交瘁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