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忽然意识到，文学述评这类文章，近年来渐渐稀少了、衰微了。既往几十年，每到岁尾年头，文学述评会蜂拥而出，读者也会先睹为快。现在这样的情形不复多见。譬如，《小说评论》过去每年的第一、二期，总会推出“小说形势分析”栏目，发表四五篇以上关于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年度述评文章。现在这个栏目还有，但文章数量锐减。

　　衰微的背后

　　我也是一名年度述评的写作者，从2006年到2023年，撰写了17个年头的短篇小说年度述评。既有一些感悟、经验，更有诸多教训、反思。深感文学述评要写好、写下去，绝非易事。当下文学述评之所以由盛而衰、难以为继，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文学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褒扬式述评使文学述评的写作难以持续。传统的文学理论思想认为，社会与文学总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因此文学批评要以肯定的、褒扬的基调去展示和评价文学。这种批评宗旨又深刻地影响着文学述评的写作。譬如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揭示文学同社会的依存关系，以及文学的规律与价值。譬如从文学的角度去观察创作，阐释文学在内容、形式上的不断突破、超越，等等。文学述评要实现可持续写作，就要回到文学现实，回到实事求是的年鉴写作规则上来。

　　以“问题论”为主旨的学术性述评写作，则缺乏应有的文学“生态”和空间。肖东发在《年鉴学》中多次提到“年鉴具有学术价值”，所谓文学述评的学术性，就是指批评者要客观、准确地把握某个年度的文学现实状况，揭示出存在的深层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并旗帜鲜明地体现在年度述评中。这样的文学述评不能说没有，但却很少。当下的文学创作存在诸多问题，如怎样实现文学的现代转型，如何打破作家思想、艺术观念上的固化等，但这些文学的重要问题很难进入文学述评中。年度述评的写作，需要批评者持续不断地关注某种文体的发展、变化，抓住其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时体现在自己的文章中，给作家、读者以启迪、影响，并作为文学史料传诸后世。

　　年鉴学的学术要求

　　年鉴学明确提出：专论文章须有现实性、历史性、学术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年度述评成倍增长，其中确有许多篇章是具有学术品格的。近年来的文学述评不仅数量在减少，质量也在下滑。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油然想到，现代、当代文学史上，那些文学述评的典范性作品。

　　茅盾1960年的两篇文学述评，是特别而罕见的优秀之作。为了撰写《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茅盾借阅了1960年和1961年5月前北京、上海两家少儿社出版的读物，还有全国各地出版的29种儿童文学杂志。他从内容上把书籍分成12种类型，把杂志中的作品按体裁分成8种类型，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他做的是一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有着很强的文献价值。他没有回避儿童文学领域的文艺论争与创作状况，认为“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也是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他在阅读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如此尖锐地批评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是需要一种艺术勇气的。

　　《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中，茅盾集中在人物塑造问题上展开论述。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论者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与理论修养，使他在论述中游刃有余。他谈到这一年的众多作家作品，对这些后来成为经典作品的短篇小说，他给予充分的解读、好评，但对一些有缺点的作品，也给以坦率的批评。他主要谈人物塑造，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又谈到创作中的取材、结构、语言、风格等，还多用交叉比较的方法，进行艺术上的对比。在肯定成就的同时，还着重指出了四个方面的缺点，如讽刺和幽默短篇“较少”，文学语言中的“败笔”现象等。透过茅盾这篇年度述评，当时乃至后世的读者，尽可窥见短篇小说的年度概貌、艺术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

　　探索的甘苦

　　短篇小说是一种迷人的文学文体，我与它有缘。20世纪70年代，我凭着一股热情开始创作，虽未能成功，但却走进了它单纯而复杂多变的内在世界。80年代之后，我先后进入市、省两家文学刊物当编辑，阅读、编发过的短篇小说有数千篇。90年代末期，我转向评论专业写作，研究的题目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文体上。2006年，我开始撰写短篇小说年度述评，年复一年，陆续发表，其中有两篇收入《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一篇收入《中国文学年鉴》。写一篇年度述评，要浏览几百篇作品，精读几十个选篇，还要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文学等问题，才有可能进入写作。它比一般的文学评论难度更大，要求更多。

　　在初期的短篇小说年度述评写作中，我与大多数批评家一样，总是重点观察这一文体在思想、内容、形式上的突破、创新，给优秀作家作品以充分的解析、评价。但这样写了数年之后，渐渐觉得“理屈词穷”了。因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短篇小说虽在取材、技巧、风格上有所扩展，并涌现了一些新的青年作家，但在总体趋势上处于边缘、下滑态势，思想上不够开放、艺术上少有创新。看到更多的是不足、局限、问题。批评者怎么能一味地说空话、假话呢？我在述评中也提出一些问题，但只是避重就轻，浅尝辄止。当然，关于短篇小说的艺术规律与形式，尚有很大空间可谈。

　　作为年鉴的述评，它有着鉴往、知今、垂世的多重作用，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研究文学；它要努力做到客观、理性，勇于揭示、提出问题。这样的年度述评才是合格的、有价值的。

　　2015年之后，我的年度述评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强化了“问题意识”。不仅从当下社会和文学中发现一些突出的重要问题，而且对当下作家作品也采取了“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评论方法。我近年来的述评文章，受到了一些编辑、批评家的认同与好评，但在读者群中是寂寞的。因此，怎样写出全面、深入、新颖而又雅俗共赏的文学述评，是我正在苦思、探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