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琨

【唱经楼】

　　唱经楼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街 33号。唱经楼是旧时山西科考唱榜之处，建于明代初期，明清两代数次扩建重修。现存唱经楼和主殿为明代所建，春秋楼和通廊为清代建筑，占地面积约 2000平方米，布局为不对称 L形，在山西境内不多见，楼与正殿有明代建筑特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唱经楼，是以前科举考试公布成绩、张榜的地方，官员要在楼顶上将前几名的名字高声念出。清康熙《阳曲县志》载：“唱经楼，在布政司前，明布政刘鲁重修。”短短的十几个字，将唱经楼的独特之处讲清了一半。

　　明代，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元朝之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成为明直辖地区。除京师、南京（明都城）外，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又称南直隶，共两京（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山西便是这十五省之一，其布政使司衙门设在阳曲县，即现在的太原市区。

　　将唱经楼建在山西最高行政长官衙门前，可见科举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科举考试曾经被戏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明朝科举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鼎盛时期。它对乡试实行定额录取，让科举直接与国家的政治资源挂钩。各省举人的多少和变化，决定着各省在国家最重要的官位资源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大小，成为当时朝野关注的重点。而各省三年一次的乡试，也就成为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重要工作。

　　乡试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各省乡试正副主考由皇帝直接委派，在翰林、进士出身的部院官中挑选充任。监临官由本省地方主官充任。

　　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举行一场，每场实际持续三天。考试时间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考生黎明入场，对号入座，每场都是第一日入场，第三日交卷。考生入场后分发三支蜡烛，供这场考试使用。

　　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有了举人身份，就和普通读书人有了差别，可以入朝做官，即使不做官，也跟地方知县的地位相等。

　　第二年参加会试的时候，举人还有权坐朝廷派遣车入京。这种车上面插有黄旗，古代黄色是皇家专用，插有黄旗代表“天子门生”的含义。一路经驿站，住宿接待费用全部由朝廷给驿站拨付。朝廷还会给举人发一笔路费，作为鼓励，同时也减轻了赶考压力。

　　乡试各省录取名额都由朝廷规定。取中的举人被解送京师参加会试，故称解额。这个定额不是一成不变的，按各省人口、田赋这些硬指标，文风这个软指标修订。清代又增加了捐输，即掏钱可以增加名额，所以各省乡试实际录取人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太原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举行了15次乡试，太原府共考出举人258人、进士74人，每三年仅有20余人考中，科举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发榜前夕，主考、监临以下试官大员按官职坐于贡院大堂。当众拆封录取试卷并写榜。榜式横写，自第六名写起，留前五名位置空白。等到正副榜都书写完毕，再填写榜首五名，谓五经魁首，还有一种说法是五经魁首指科举时代五经试士每经所取的第一名。这两种说法至今没有定论，但无论哪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寅日（或辰日）清晨，贡院一改往日的宁静，鼓声大起。主考亲自将榜单小心翼翼地放置在特备的黄绸彩亭内，轿夫抬起，如同地方主官出巡一般，仪仗前导，再增加鼓乐，兵丁护送，出贡院到布政司前张挂。

　　太原的放榜程序别有特色。乡试放榜前，将榜单护送到唱经楼，由专门选定的官员先在唱经楼宣唱并题写各经之“经魁”“亚魁”“文魁”名字与籍贯，继而宣唱五经魁首，随后在五魁厅中给他们佩戴红花，并在唱经楼前被众人簇拥庆祝。举人进京殿试中了状元后帽插双翅、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敲锣打鼓地在京城逛一圈，正像孟郊所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别出心裁的宣唱，填补了乡试放榜喜庆的空白，使得举人的前几名高调出场，好不风光。

　　清顺治年间，太原城即阳曲县人口只有5万多人，在县城居住的人口，按文史资料记载，仅两万余人，而参加乡试的考生和陪同人员最多时有近万人。古代街道宽度远不比现在，几千名考生加上陪同人员，再加上看热闹的居民，近万人挤在丁字路口，仰头看向一个不高的小楼，屏息静气听着唱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而接下来的喜庆活动，其场面在当时绝对是万人空巷了。

　　仅仅是为了乡试发榜而建这样一座高规制的阁楼，全国罕见，唱经楼的保留，对晋阳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