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荣

　　娄烦，这片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北部、吕梁山腹地、汾河中上游的古老土地，不仅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更承载着历史沧桑与文化积淀。

　　地质变迁 史前历史的宏大开篇

　　娄烦的史前历史，始于漫长而复杂的地质变迁。从地质年代古生代的寒武纪到奥陶纪，这片土地在原始森林与汪洋大海之间不断交替更迭。远古海洋裹挟着泥沙与生物遗骸层层沉积，在高温高压的淬炼下，各种植物遗体逐渐碳化、变质，历经一次次沧海桑田的轮回。这种周期性的升降与沉积，不仅塑造出娄烦独特的地质地貌，还孕育出了储量丰厚的煤炭资源。如今，当矿工在娄烦的矿脉中开采煤田时，他们挖掘出的不仅是能源，更是二叠纪时期植被丰茂、沼泽遍布的生态图景。

　　在周洪山岩层中发现的鱼骨化石、海螺化石等海洋生物遗迹，宛如凝固时光的标本，见证了白垩纪时期这片海域中游鱼穿梭、珊瑚摇曳的生机。海螺化石的螺旋纹路里，封存着远古海水的咸涩气息，诉说着周洪山从深海到高山的沧桑巨变。它们不仅是地质变迁的有力见证，更表明娄烦在远古时期便已加入生命演化的进程。

　　生命演进 第四纪更新世的生态乐园

　　进入第四纪更新世，娄烦的自然生态与生命演进翻开了新的篇章。汾河谷地成为牛、马等大型脊椎动物繁衍栖息的家园。娄烦县的上龙泉、常理岩、新窑上、寨沟、庙湾、静游等多地，均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其中，石岸山出土的大型古脊椎动物化石群中，马科动物化石横卧于岩层，粗壮的骨骼结构显示出这类远古生物的强健体魄；牛科动物的臼齿化石表面，细密的咀嚼纹路仍清晰可辨，印证着它们曾以汾河谷地丰美的水草为食。依据化石的石化程度与地层结构，经科学鉴定，这些化石形成于距今10万年前的晚更新世，为研究娄烦史前生态系统乃至华北地区古生态环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

　　人类活动 文明曙光初现

　　人类活动的足迹，同样在娄烦的史前画卷中留下清晰印记。东六度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将娄烦人类生存的历史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的前夕，当时的人类尚处于原始社会，主要依靠石制工具与自然界抗争、谋求生存。遗址中出土的石片、石核等石制品，以及石英岩、石英砂岩等石料，证明当时的娄烦地区已有先民在此栖息。他们用粗糙却充满智慧的双手，敲制石器，采集渔猎，在汾河之畔开启了与自然共处、改造环境的漫长征程。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原始，但为娄烦的文明写下了序章，也为后来娄烦地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新石器时代，娄烦迎来了更为繁盛的人类文明曙光。汾河及其两岸支流的二级台地上，因海拔适宜、水源充沛、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成为娄烦先民理想的栖居之地。

　　自1977年起，众多考古团队对娄烦县展开调查与试掘。目前，在娄烦县共发现古遗址76处、白灰面房址46处。这些遗址分布，北起东六度、赤土华，南到强家庄，东起庙湾、羊圈庄，西至柴厂、河北庄，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娄烦县新石器大遗址群”，其年代大致是距今6000年至3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不仅数量多、分布面积大，而且内涵极为丰富。

　　童子崖遗址是目前晋中盆地发现最早的新石器遗址，距今约6500年，属于仰韶文化早期遗存，该遗址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是一处时间跨度大、文化类型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家庄遗址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现9处龙山文化白灰面房址，出土大型三足蛋形陶鬲、卜骨等文物，印证了其作为中心聚落遗址的重要地位；神童岭遗址出土了大型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夏代夹砂绳纹甗、瓮式斝等器物；上静游遗址发现11处白灰面房址，其中两处为双层白灰面房址，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熟练掌握白灰烧制与使用技术；西街遗址发现的精美仰韶彩陶，以精湛工艺，诉说着娄烦史前文明的辉煌成就。

　　娄烦县境内的原始文化遗址既具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等文化遗址的特征，又具有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独特性。这里不仅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转折点，更是华夏民族早期东部文化与西部文化的交汇点，对于厘清晋中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序列和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娄烦的史前文化遗迹，是时光馈赠的珍贵遗产，每一块化石、每一件石器、每一处遗址，都是打开远古之门的钥匙。它们串联起地质变迁的壮阔图景、生命演化的奇妙轨迹与人类文明的起源脉络，既承载着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智慧与汗水，也彰显着娄烦作为文化交融枢纽的独特魅力。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遗存，不仅填补了晋中盆地史前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更为探索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鲜活实证。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