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集

　　山西全境位于黄河以东，其命名为什么没有和位于黄河下游以北的河北省、位于黄河以南的河南省一样，叫河东省？

　　山西与“河东”一词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尧舜禹三代的都城均位于今山西西南部：尧都平阳（今临汾尧都区）、舜都蒲坂（今运城永济市）、禹都安邑（今运城夏县西北）。这一区域因黄河呈东西走向，形成了“黄河以东、中条山以北”的封闭地形，故被称为“河东”。

　　“河东”成为行政区划名称则始于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今山西西南部设立河东郡，辖今运城、临汾一带。汉武帝时期，河东郡进一步发展为拱卫关中、连接中原的战略要地。唐代将河东郡升级为“河东道”，治所设在蒲州，这是“河东”首次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唐末五代时期，河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据有极重要地位，李克用、石敬瑭等割据势力均以此为根据地。

　　然而，“河东”作为行政区划，是一个相对于中原的方位名称，而非山西自身的主体性标识。

　　山西地名的最终确立，源于元朝行省制度的推行。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全国推行“行中书省”制度，将行政区划从唐代的“道”升级为“省”。元朝将山西全境划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这是“山西”首次与“河东”并列使用。明朝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在元朝基础上设立“山西等处行中书省”，正式以“山西”命名省级行政区。

　　“山西”名称的地理逻辑源于太行山的方位属性。山西全境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山西”之名正是以太行山为参照物的方位命名。相较于“河东”这种以黄河为参照的命名，“山西”更符合元明时期“以山为界”的地理认知体系。朱棣1403年迁都北京后，太行山成为连接京师与中原的天然屏障，“山西”之名的方位属性进一步凸显其战略价值。

　　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迁，太行山的地理意义逐渐凸显：北宋定都开封后，太行山成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明清时期，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太行山进一步成为连接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关键节点。

　　现代山西的地理特征也强化了“山西”这一名称的合理性。山西全境被太行山、吕梁山夹峙，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2025年最新地理数据显示，山西东西宽约280公里，南北长约680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是典型的山地高原地形。

　　“山围盆地”的地貌结构，使“山西”这一以山为界的命名比“河东”更具地理辨识度。此外，山西与河南、陕西接壤的黄河段仅占其西部边界的一小部分（主要集中在晋西南），以“河东”命名反而会模糊其主体性。

　　尽管“山西”成为官方名称，但“河东”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民间文化中，“河东”仍作为山西西南部的地域标识延续至今。例如，运城市盐湖区的解州镇，至今仍有“河东解良”的自称；唐代柳宗元被称作“柳河东”，明代蒲州人薛瑄亦以“河东学派”传世。这种文化记忆的延续，反映了“河东”作为历史核心区的文化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