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宇

　　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其作品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小说中，他为故事和人物活动设置的地理空间极为广阔而丰富。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写到许多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长城名关，山西的雁门关、娘子关、龙泉关，河北的山海关，北京的居庸关，甘肃的嘉峪关，等等，都曾出现在其笔下。尤其在巅峰之作《天龙八部》中，金庸先生将雁门关作为建构小说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重要描述对象。雁门关不仅是小说中主要描绘的景观，而且是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轴心。对于从未到过雁门关的金庸来说，将故事的地理背景和情节枢纽设定在雁门关，应该不是随意而为，而是他在充分考虑了雁门关的自然特征与文化内涵以后作出的选择。

　　从文学叙事层面上看，金庸选择描写雁门关的作用首先在于满足小说创作的基本需要。雁门关是中国古代塞内与塞外、中原与漠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在宋代曾是宋辽对峙的前沿。《天龙八部》既然以宋辽对立的乱世时期为背景，就不能不写雁门关。小说第二十回正面叙写了雁门关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雁门关是大宋北边重镇，山西四十余关，以雁门最为雄固，一出关外数十里，便是辽国之地，是以关下有重兵驻守。”

　　金庸还在《天龙八部》中具体描绘了雁门关高耸险峻的特征，详细交代了雁门关的方位、名称由来、自然地形地势和军事战略地位。“雁门关在代州之北三十里的雁门险道。”“雁儿南游北归，难以飞越高峰，皆从两峰之间穿过，是以称为雁门。”再通过乔峰提到赵国大将李牧和汉朝大将郅都曾在雁门关抵御匈奴入侵，间接地说明雁门关所处地理位置的险要。

　　然而，金庸笔下的雁门关书写绝非仅仅停留在表层意义上的小说时间、环境等要素的设置。《天龙八部》篇幅之巨、人物之多、人物关系之错综、故事线索之繁复，当属金庸作品之最。令人称奇的是，其中雁门关是整部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故事的开始、高潮和结尾的重要情节皆与雁门关相关联。金庸在细致描绘雁门关地形地貌和战略位置基础上，将主要人物置于其中，表现人物所遭受的矛盾冲击以及自我身份的艰难转换，立体创构了雁门关文学地理空间。小说中的雁门关已经不只是客观存在的一处自然地理景观，而转化为具有文学空间叙事功能和隐喻象征意义的文学地理空间。它既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又是表达作品题旨的故事内容载体。

　　《天龙八部》中主人公萧峰一生命运的转折节点都发生在雁门关。小说开始叙及的核心冲突事件发生在雁门关，即玄慈等人被慕容博故意散布的假消息欺骗而在雁门关伏击萧远山一家。萧远山夫妇跳深谷自尽时，将婴儿萧峰投上悬崖，致使生于契丹的萧峰后来在中原长大。成年后的乔峰又因当年的雁门关事件遭中原武林人士唾弃和追杀，乔峰自我求证身世之谜的过程中与阿朱在雁门关确立刻骨铭心的爱情，乔峰把名字改回本名萧峰，二人相约塞外放牧，携手继续追查真相。不料，阿朱被萧峰误伤致死，“塞上牛羊空许约”。由此衍生出萧峰遵从阿朱遗愿照顾阿紫、阿紫跟随萧峰前往辽国等情节。萧峰进入辽国之后结识辽帝耶律洪基，因协助耶律洪基平定上京叛乱而被封为南院大王。耶律洪基决意征伐大宋，小说的情节高潮也是故事结局重新在雁门关下上演。雁门关前耶律洪基率辽军逼关为阵，千钧一发之时虚竹、段誉智擒辽帝，萧峰借机威迫耶律洪基答允：“……立即退兵，终陛下一生，不许辽军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自己则舍生取义，用两截断箭自尽罢兵。悲痛欲绝的阿紫抱着萧峰的尸身跃入雁门关前的万丈深谷，双双魂归雁门。

　　金庸在小说叙事过程中巧妙而缜密地运用雁门关空间，将作为空间维度的地理叙事和作为时间维度的情节发展融为一体，既使故事叙述得曲折离奇，又使萧峰这一侠义形象塑造得光彩照人，还使小说的主题意蕴丰富多元。雁门关不单是《天龙八部》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还是对构建金庸小说江湖世界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与意义所指，通过雁门关这一叙事媒介，可以了解其中传达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历史上长城既是民族冲突交战的前线，也是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的重地。经过漫长历史的淘炼和沉淀，雁门关承载着中华民族融合过程的历史信息和轨迹。而文学家对某一地理空间的独特生命和内在精神有了深刻认识，必然会对此地理空间内人民的文化精神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反过来，理解了这一方土地上人民的文化精神，也就更深刻地参透了这片神奇土地之文化意蕴。

　　前文已述及，金庸因写民族冲突之地的故事而选择处于民族分界线上的长城关隘，又因小说历史背景设定在宋辽时期就不能不写纠合着宋辽之间激烈民族矛盾的雁门关，但比这些叙事功能更重要的是金庸用文化的眼光来审美地理景观，他书写的雁门关已直接关联到其积淀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金庸笔下的雁门关这一文学景观也具有了和平交融的象征意蕴。由此看来，《天龙八部》背景和故事场景的选择不仅是为了便于作者驰骋文学才情，还彰显了作者关注家国兴亡、阻止民族战伐的思路，更折射出一种民族融合与和平相处的希冀。

　　自小在中原长大的契丹人萧峰以死谏停宋辽之战，作者消弭民族对立、反衬民族和睦重要性的创作意图是鲜明的。金庸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明确谈过他所希望表达的主旨就是民族间相互尊重，“和平友好，互相帮助”，虽然这不是单就《天龙八部》而言，但从中可窥见作者所表达的向往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的主题倾向。这种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中折射出的中国人崇尚和平的民族品格，也体现在长城文化中。《天龙八部》则是金庸最能彰显其创作意图和长城文化意蕴紧密结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