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钧

　　青年要在学习与实践中增强人生定力，精准择业择居，树立务实的择偶观念，在自立自强中树立更加积极向上的婚育观，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青年婚育观是青年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与看法，涉及婚配对象、性别偏好和婚育意义、时间、子女数量预期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这为青年婚育观研究指明了方向。

　　当前，青年婚育意愿不强、进程延迟的问题比较明显，引发政商学界关注。结合近些年国内人口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以及2022年开始出现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现状看，鼓励引导青年提高婚育意愿，促进生育水平适度提升，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破解婚育意愿提升瓶颈

　　要跳出“少子循环”。“少子循环”主要体现在目前20至44岁年龄段群体身上。这一群体多数为独生子女，在家庭环境初步社会化过程中习惯了没有兄弟姐妹相处而独来独往的生活，之后接受高等教育，恰逢经济繁荣后家庭所需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独居习惯、受教育时间过长与家庭功能性资源门槛抬高互为影响，普遍晚婚少育。值得警惕的是，独处生活方式的代际传递，与望子成龙期盼下单个子女教培资源供给的过度倾斜，形成双重约束，极易陷入晚婚更晚、生育更少的恶性循环，亟须通过家庭文化引导、社会氛围营造打破这一闭环。

　　要降低婚育高成本。在从农村地区走向城镇发展的青年身上，婚育高成本更加明显。一套城镇住房成为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短时间内难以逾越的成本鸿沟。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剪刀差”，在农村地区长期生活的原生家庭可以提供的托举资源有限，短期增收有限，住房与彩礼掏空两三代人的钱包后，生养子女所需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会出现阶段性短缺甚至匮乏，大大增加了婚育难度。此外，现实中本地城镇青年也会遭遇全款学区房、豪车甚至大平层婚嫁“高成本”困境。从政策实践看，湖北天门、安徽合肥等地将购房补贴与生育奖励挂钩，二孩家庭最高可获28.71万元综合补贴，三孩家庭达35.59万元，直接推动当地出生人口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证明成本减负是激活婚育意愿的关键抓手。

　　要直面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2004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步入通胀区间，地价与商品房价格走高，劳动力价格压力持续向市场传导。这一背景下，特大城市、新一线城市对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逐年加重，对就业者的院校背景、专业技能以及家庭综合资源如住房、货币等，提出更高匹配要求。这种人才选择的结构化特征，直接影响青年就业质量与收入稳定性，进而间接削弱青年婚育意愿。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城市发展与人才政策协同发力，在产业布局中兼顾就业包容性，为青年创造更稳定的发展环境。

　　推动婚育进程合理进阶

　　要重点关注高等教育本硕博群体。婚育进程延迟已成为普遍趋势，2020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增加了3.78岁。高等教育本硕博群体的延迟现象更为突出。受教育时间延长与人口大规模自由迁徙叠加，导致择业择居的选择成本大幅增加，婚育进程自然延后。对此，需要针对性完善政策支持：一方面优化教育与就业衔接机制，缩短青年经济独立周期；另一方面探索弹性婚育支持政策，对高学历青年在生育补贴、托育服务等方面给予倾斜，缓解“学业—事业—婚育”的冲突。

　　要强化网络舆论引导。自1994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数字化浪潮重塑了青年社交生态，也对婚育观产生深刻影响。不婚主义等话题播放量超 28 亿次，“不婚不育保平安”等恐婚话语快速传播，将不婚与自由、高品质生活绑定，同时放大婚姻育儿的负面叙事，扭曲青年对婚恋现实的认知。值得关注的是，商业资本对单身经济的追捧，将独立女性与物质消费深度绑定，无形中抬高了婚育的心理门槛。对此，需构建“政府—平台—社会”协同引导机制：平台履行主体责任，优化算法推荐，增加积极婚育文化内容供给；媒体挖掘宣传优秀家庭案例，传播“理性爱”“责任婚育”理念，平衡个体自由与社会团结的价值导向。

　　要正视农民市民化现实。农民市民化进程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间接推高了婚育成本。传统观念里乡村盖房即可成家的模式已被打破，县城购房成为农村青年结婚的重要前提，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衔接问题，以及购房资金的压力，成为进城青年婚育的主要顾虑。破解这一困境，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相关权益，将集体经济资产转化为财产性收入。同时，加快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医保异地结算、社保关系无缝转移，让进城青年既安身又安心，为婚育决策解除后顾之忧。

　　树立积极向上婚育观念

　　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全面落实国家统一育儿补贴制度，地方可在此基础上提高标准。完善个人所得税抵扣、生育休假、普惠托育等配套政策，目前全国已有600多所高职专科学校开设托育相关专业，教育部首次将其纳入本科教育学类，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需进一步扩大普惠托育供给，将入托率从不足 8% 提升至合理水平，缓解“带娃难”问题。

　　强化就业与婚育协同支持。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加强就业指导服务，为青年提供区域、产业、技能及综合成本的精准咨询，提高择业与就业匹配度。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兼顾就业稳定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让青年在经济独立中增强婚育底气。同时规范婚介服务市场，将其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体系，保障消费者权益，为青年搭建健康的婚恋交友平台。

　　激活乡村婚育支持潜力。立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宅基地、耕地、林地等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城乡社保一体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同等享受城镇医疗养老服务，降低身份转换成本。对留乡青年，加大乡村教育、医疗、托育资源投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青年是希望，是未来，青年对婚恋和生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将决定未来人口再生产。这是国家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容轻忽。要在学习与实践中增强人生定力，精准择业择居，树立务实的择偶观念，青年方能在自立自强中树立更加积极向上的婚育观，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本文系2025年度山西省高质量发展研究家庭建设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SXGZL2025ZX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