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渝泉

　　我的父亲李魁年，太原小店人，1936年加入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晋西事变，以及百团大战。1941年，父亲转入地方，历任太原县抗日县长、清太徐抗日县长、文水县抗日县长。

　　说到文水县，汾河的涛声总会牵出那个如青松般挺立的名字——刘胡兰。父亲在文水工作的岁月，恰好与这位女英雄的成长轨迹重叠。父亲晚年，常常回忆起那些零碎的记忆片段，从父亲的叙述中，可以拼凑出英雄诞生的必然轨迹。

　　文水能孕育出刘胡兰这样的英烈，不是偶然的。这片被称作“山西中路抗日模范县”的土地，早在1938年便竖起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旗帜，减租减息、改革水利、发行流通券的新政，像春雨般唤醒了深受压迫的民众。日寇的“强化治安”与“扫荡”“蚕食”，虽然令局势险恶万分，但晋绥八分区的党政军干部始终在群众中扎根，而云周西村因坚固的党支部与可靠的群众基础，更成了藏在敌占区的“小延安”——晋绥八分区文汾敌工站就设在此地。

　　父亲初到文水时，县委委员便特意提及这个村庄：“有个10多岁的女娃子刘胡兰，聪明能干得很。”后来二区区委书记也介绍说，刘胡兰这小姑娘虽年纪小，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保护干部样样在行。

　　这些描述，让父亲先记下了这个名字。

　　父亲与刘胡兰第一次相见，是1944年夏季的一个夜晚。父亲带通讯员找云周西村老党员石世芳议事，见屋内有两位姑娘，一个大些，一个小些，从来没见过，便欲言又止。

　　石世芳见状，连忙介绍说：“大的是李光明，自己人；小的是刘胡兰，积极分子。”李光明笑着补充：“胡兰子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彼时12岁的刘胡兰只是腼腆一笑，眼神却像汾河水般清澈，透着超越年龄的刚毅。

　　父亲后来说，那双眼眸里藏着比许多成年人更坚定的光芒。此后虽然与刘胡兰交集不多，却对她的一点一滴都印象深刻。

　　1945年春，在抗日县政府发动的西社抢粮行动中，刘胡兰穿梭在队伍里，坚强的身影在硝烟中格外醒目；同年秋，日寇投降后，贯家堡的基层干部培训班上，父亲给妇女学员讲革命气节，列举顾永田、李林等烈士的事迹时，注意到刘胡兰听得格外专注——正是这些英勇的烈士成为激励刘胡兰成长的榜样。

　　最难能可贵的是1946年春，父亲与母亲在信贤村成婚，20多位亲友战友到场祝贺，刘胡兰也来了。县政府秘书王彪拍下的集体照，成了她生前唯一的影像记录，可惜这张照片终在战乱中遗失，留给世人无尽遗憾。

　　这年6月，14岁的刘胡兰成为中共候补党员，彼时父亲已调离文水赴古交学习。

　　1947年1月12日，叛徒告密，刘胡兰落入敌手。面对铡刀，她那句“怕死不当共产党”震彻天地，年仅15岁便献出了生命。后来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八个字高度总结了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父亲得知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既为我党痛失这样一位年轻优秀的女党员感到痛心惋惜，又为在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出现一位杰出的人物而感到自豪。

　　在文水的两年多里，父亲也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英雄的土地。

　　1943年9月，他率县大队袭击伪警所，击毙20余名敌伪分子；下旬又联合兄弟队伍端掉了“文水突击队”，拔掉这颗扎在根据地的钉子。1944年底，他带领武工队镇压了太原宪兵特务韩某某，与三区区长胡宗宪逮捕多名汉奸，锄奸风暴席卷全县。1945年正月，针对作恶多端的伪区长，父亲果断发动白天袭击，当众处决汉奸的行动震慑敌胆，许多伪职人员纷纷求降悔罪，抗日政权的根基愈发牢固。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随军南下至四川金堂县，离开了自己战斗生活过的家乡，但却从未忘记那片土地。父亲晚年常说，文水的山水养育了刘胡兰这样的英雄，而刘胡兰精神又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勇向前。父亲常将她的故事讲给我们听，那句“怕死不当共产党”成了我们家的家训。如今，刘胡兰的名字已刻入共和国的丰碑，而父亲那一代人的坚守与传承，让这精神之火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