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艳玲

　　去年，杨遥老师曾打来电话，问有没有时间，看看他的新作《太阳离弦》（《十月》2025年第6期），也提点意见。尽管笔者喜欢读小说，也学习着写小说，很清楚小说是虚构的艺术，颇有趣的是，读杨遥近年的小说，却总喜欢对号入座，把小说里的“我”，或者不是“我”的某某，想象成杨遥本人。或许，是因为他诸多小说的“种子”，往往植根于身边人、身边事，那些仿佛信手拈来的故事、精准入微的细节，极具代入感，使读者不知不觉“入局”，把一个虚构的故事混同于他正在经历或感受到的真实生活。也或许，这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智慧，唯其如此，故事里的人和事，那些感动、意外、震惊或隐秘的伤口，才更真实可感，更直击人心。

　　《太阳离弦》里的赵小平，无论求学与从教经历，还是对文学的追求，以及被文学改变的人生，都与作者如此吻合，把它当作自传性质的小说，也便情有可原。然而，《太阳离弦》绝不仅仅是一名或一些“小镇做题家”的个人成长史，而是渗透了作家对人性与道德、爱情与婚姻、社会与时代的深刻思考的心血力作。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采用双线叙事一样，杨遥也设置了另一条人物线：赵小平的表哥，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魄力、有担当的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两条线的交织、平行乃至相背而行，拓宽了小说的疆域。社会在加速转型，命运之手抚过每一个人，当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当失落与伤痛在所难免，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小说里的人物在求索，读者也在思考。

　　苏童说，最好的散文和小说，都给人一种突袭感。读杨遥的小说，总是猝不及防地就被击中。带着同样的期待，走进《太阳离弦》，走进1995年7月8日，那个承上启下的时间点。赵小平和他的同学正经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高考。可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似乎没有太多焦虑，点燃他们兴奋点的，居然是一场悄然策划的通宵录像。这项当年风靡城乡的大众娱乐，连同郑智化的《水手》《星星点灯》等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构成一个时代的背景符号。时代列车正缓缓驶来，将载着他们，各奔东西。但那个异常闷热的夏夜，他们沉浸在别人的剧本里，浑然不觉。多年后，他们人到中年，拥有了各自悲欣交集的人生。赵小平定居省城，酷爱的文学变成职业，可莫名其妙地，他会忧伤和惆怅。最终，他主动请缨，回到乡村脱贫攻坚现场。某个夜晚，当他推开一扇门，令他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年迈的老人与留守的孙子正抱着手机，兴致勃勃地刷视频。行文至此，戛然而止，期待中的突袭感，却奔涌而至。

　　现实是文学创作的支点。作家如何表现现实？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杨遥并不回避现实的矛盾和黑暗，但又主张，作家不应只挖掘社会的黑暗，“而是要让在现实中绝望的人们从文学中获得一块庇护之地”。因而，他深情地写道：“那些亟待改变的事物终将发生改变，但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是的，万物皆有裂痕，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唯有努力，才能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而“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杨遥坦言，他的小说写出来后，上小学的女儿常常是第一位读者。“第一读者”视角没有成为他写作的束缚，但读他的小说，确实感受到某种道德与文字的“洁癖”，他构思故事、塑造人物，特别是描写女性时，格外“手下留情”。具体到《太阳离弦》，赵小平的母亲，俨然传统的慈母，勤俭度日，无私呵护每一名家人；李丽不是因为好看的皮囊，而是由于学习认真和用功，令同学俞华仰慕；即便白山茶，一位曾被污辱、被伤害的女子，也是敢爱敢恨、泼辣能干。最光彩夺目的，当属赵小平暗恋的女同学张思淼。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件，都能使赵小平“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联想到心上人。这份情愫，令人动容。遗憾的是，颜值和才华兼备的张思淼，事业多舛，情路坎坷。交流感受时，我说出这份心疼。电话那头，杨遥沉思片刻，才悠悠说道：“可生活确实如此。女人的路，往往比男人更难。”正是基于这份体谅和尊重，行走在他文字里的女性，很少咄咄逼人、离经叛道，也不搞性别对立，在尘世的喧嚣中，她们用力生活、用心爱着，她们的爱与哀愁恰如一曲荡气回肠的歌，余味悠长。

　　看艺术传记电影《隐者山河》，作曲家陈其钢说，艺术创作要坚持自我，因而他“倾听大家的意见，但谁的话也不听”。不由想起杨遥老师和他的《太阳离弦》，小说家杨遥，没有“一意孤行”，而是从内心出发，从文学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