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悦

　　西汉时期，太原制陶技艺进入了新阶段。不但功能进一步细化，而且工艺更为炉火纯青，从贵族民众日常起居的器皿到丧葬祭祀的明器，再到营造居所、庙宇的建筑构件，陶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见证着太原地区的经济繁荣，更承载着西汉太原先民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

　　烟火里的匠作

　　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物采集情况来看，西汉时期太原及周边地区生活用陶制作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准，其器型以陶壶、陶罐、陶盆、陶甑、陶尊、耳杯和博山炉等为主，背后可见当时太原郡制陶作坊的成熟工艺体系和工匠的匠心独具。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汾河以西的义井、黄坡等汉墓出土的陶制品，便可以集中展现当时太原的制陶技艺。不但器型丰富，而且工艺繁复。考古学家曾注意到，一件陶壶肩部阴刻“日利千万”铭文，其制作工艺精湛，铭文基本清晰，兼具生活实用性与工艺美学价值；另一件陶壶通体施薄白铅釉，壶盖中央模制方格纹、雁状花纹，周边辅以凸弦纹，可见当时太原地区的模制与施釉工艺结合已经较为娴熟；还有同时期出土的圆腹陶罐，搭配几何纹圆形罐盖，造型规整、纹饰简洁，具有典型的华北地域性特点。此外，尖草坪西墕、杏花岭麦坪等遗址采集的陶片，多为泥质灰陶，以素面、绳纹为主，卷沿、折沿工艺规范，虽然风格质朴，但成型工艺规整、器型丰富，地方特色鲜明。到了西汉后期，太原制陶工艺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借鉴其他地区的制陶工艺技术，出现了棕黄色、绿色等金属色釉陶，例如，娄烦县出土的绿釉陶乐俑、榆次一座汉墓出土的陶缸，以及晋源区果树场出土的绿釉铺首衔环陶盘口壶等，体现了外来工艺与本地技艺的融合，丰富了当地生活用陶的制作技法。

　　丧葬中的礼韵

　　汉代推崇厚葬的丧葬观念，直接推动了陶制明器工艺的发展。太原地区汉墓出土的明器，以陶灶、陶井、陶奁及家禽家畜陶塑为主，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集中体现了本地制陶工艺的水平。学者认为，当时太原地区已经出现较为先进的铅彩陶，多用于明器烧制中。这是一种典型的低温釉，以金属铜和铁为着色剂，铅化物为助溶剂，约700℃高温烧成后成品呈现翠绿色或黄褐色。从万柏林、晋源、尖草坪等地汉墓出土情况看，陶灶是最具代表性的明器，造型写实、结构完整，制作工艺已较为成熟。义井汉墓所出陶灶呈梯形，灶面开五釜位，上置陶甑，构件组合精巧，直观再现了汉代炊灶形制。同类陶灶多在前部开设长方形火门，后部留圆形烟孔，结构比例规整，部分还附耳杯、勺等小件陶制器皿，或直接以五孔象征釜位，制作方式灵活简练。陶灶整体以素面为主，仅火门周边点缀简洁方格纹，装饰克制而规整。尖草坪汉墓出土的西汉末至东汉早期陶灶，则作圆头形制，灶面布设二甑四釜，部件组合更为繁复，成型与拼接工艺更为娴熟。此外，太原汉墓中还常见陶井、陶屋、楼阁以及陶鸡、陶猪、陶犬等动物陶塑。这类明器整体风格质朴，多为泥质灰陶，以素面居多，偶见绳纹、方格纹，未见繁复纹饰与华丽釉彩，体现出鲜明的地方工艺特征。综合来看，西汉至东汉初，太原地区已形成专门服务于丧葬的明器烧制体系，器物造型写实、结构清晰、组合规范，虽风格简约质朴，却具备稳定成熟的制坯、组合、模制与修饰工艺，成为本地汉代陶器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筑居上的匠心

　　“秦砖汉瓦”名传后世，建筑用陶亦是汉代太原制陶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艺特征鲜明，按形制可分为大型砖、小型砖和瓦当等类。大型砖大都为墓葬用，空心砖较多，长度可达一米左右，多采用模印工艺，纹饰由方格纹、五铢钱纹与乳钉纹组成连续图案，图案化特征明显，风格略显简洁规整。小型砖长度多在20至30厘米之间，分长方形与方形，兼具建筑与墓葬用途：长方形砖以素面为主，偶有简单几何印纹，多用于砌筑墓顶与墓室；方形砖多用于铺地，正面印有几何图案。此外，还有大量瓦当，其纹饰历经千年依旧清晰，例如太原市博物馆藏店坡村东山汉墓出土瓦当即为代表。东汉末年出现四神模印方砖，2001年太原果树场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的四块模制铺地方砖，边长27.4厘米，砖面模印龙、虎、鱼、玄武等动物图案，构图简练、线条柔和、富有动感，充分展现了当时成熟的模印工艺水准。

　　从烟火缭绕的生活用陶，到承载礼制的丧葬明器，再到筑牢居所的建筑用陶，西汉太原的陶器手工业，将实用与审美、礼制约束与日常生活完美融合。这些沉睡千年的陶制品，不仅展现了当时成熟的制陶技艺与行业规模，更镌刻着太原地区浓郁的地域特色与西汉时代鲜明的时代印记。它们是太原人智慧的结晶，是手工业发展的缩影，更是晋阳汉风的生动载体。历经千年岁月，我们依旧能从斑驳陶痕中，读懂西汉太原的烟火与风华，感受古代手工业匠人的坚守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