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岳才

　　如果说傅山的文论侧重强调的是经世致用、自出机杼的话，那么他的诗论则高扬的是真情实感，“纯任天机”。这种主张与傅山所处现实生活相结合，提出了“呻吟实由瘼”的命题。“呻吟实由瘼”成为贯穿傅山诗论的核心思想。

　　傅山的诗论集中体现在《览息眉诗有作》《杜遇余论》《诗训》等文字中。傅山对诗歌艺术总的要求就是“不事炉锤，纯任天机”“理明义惬，天机适来，不刻意而工”。他明确反对软美甘滑、柔弱无骨、雕琢刻镂等诗风，特别反对六朝“美艳”的诗句。多次表示“六朝花柳不精神”“六朝艳句同谁赋”。主张写诗“宁隘勿涩，毋甘毋滑”。主张“呻吟实由瘼”，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写诗，必然要冲破复古派提倡的“古法”。他的诗歌创作，来自现实生活的鼓荡酝酿、内心生活的自然流泻，绝大部分诗作似呻吟、似痛哭、似宣泄、似檄文、似战歌，充满了激情，是明末清初时代的强音。诗作的风格，虽以慷慨苍凉、古奥老拙为主，但又不拘一格。他的乐府诗明显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

　　傅山观点之一：“诗为性情之音”。“诗则性情之音，平日有诗，此时亦有诗。我不敢曰：此时无诗情也。”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二《老僧衣社疏》。“半年来杂诗约有四五十首，面时尽呈共当痛苦耳。”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三《寄上艾人》。诗是性情的表露，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深刻认识的反映。无病呻吟之作，是嚎、是吼，再押韵合辙也与诗无涉。

　　观点之二：“盛衰惟其诗”。“曾有人谓我曰：‘君诗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呜呼！古是个甚！若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百篇底。”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三十《杜遇余论》。“道心希微间，痴情复历落。此自吾家诗，不属袭古格。”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四《览息眉诗有作》。艺术在历史发展中有盛有衰，盛衰取决于“时”，决定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只有结合时代并反映时代才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诗，也才能称得上艺术。

　　观点之三：“支离率易”。“道人之诗，道人之性也。支离率易，不衷于法。”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十八《与右玄书册》。“从来诗僧但以句胜，不以篇胜也。宁隘、宁涩，毋甘、毋滑，至于宁花柳、毋瓶钵，则脱胎换骨之法。”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四《书札·复雪开士》。“拙不必藏，亦不必见。杜工部曰：‘用拙存古道。’内有所守，而后外无所用，皆无心者也。藏与见，皆有内心者也。有心则貌拙而实巧，巧则多营，多营则虽有所得而失随之，究之得不偿失。”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缺题》。作诗不是游戏，更不是儿戏。诗是山野肆意开放的花草，不是温室盆瓶中的点缀。不在为谁欣赏，而在表达自我。

　　观点之四：“好境即道得”。“诗赋你都作将来了，可常读陶先生诗。……其诗不使才，而句句皆高才。不见学，而无篇非学，学极博大。此等诗真足千古，须熟读之。吾病至此，而犹淳淳与汝言诗者，因汝为诗，欲汝为诗，日引月长，以续吾家文种故也。”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直情径行’四字甚好，只是入道使得，若是以之家国，全使不得。所以世上人受许许委曲，以此告诸后生，非陈万年告咸之意。读书法古，经久自知。”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诗不论抒情写意、田园风光，也不论五言七言、乐府绝句，形式服务于内容，与“好境”契合便是佳作。

　　傅山认为，诗为人生情思的凝结，人生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诗情随时都会从胸中涌流。诗的生命在于创造，而不全在于诗作的形式。而且审美情趣也在伴随事物的发展而发展，“情真”乃诗之“妙道”，“拙”存诗之道，“道心”便是“不袭古格”。

　　《遗山怀古》诗尾有“我来添作一峰青，以对遗山秋月白”，与《青羊庵》诗中“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青峰”，《无题二首》诗中“嚼雪滩头松桦下，一峰青插半天看” ；《题圣阜楼壁》诗中“静听竹雨松风里，始悟人闻乐未真”，与联句“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意境相近，用词相类，如出一辙，都是傅山“直情径行”的“性情之音”，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平生的志向与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