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石器时代，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一是石器的制作工艺更为精致，磨制技术普遍成熟；二是出现了陶器，其重要性日渐显现；三是人们开始建筑日常生活使用的住房，并由地下向地面转化，说明定居生活形态已经提升至新的水平，在一些遗址中已经出现了聚落，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城市；四是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粟、黍、稻已经被人类培育成功，种植农业逐渐成为常态，但是渔猎生产仍然存在。

　　山西发现的可以归入新石器时代的最早遗址之一是临汾翼城的枣园遗址，距今约7000年左右。这里发现了用来收割的石刀、砍伐与耕种使用的石斧、石铲，以及石磨盘、石磨棒与陶锉等工具。此外，还发现了灰坑，说明这时人们的定居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是以住房为主的形态。枣园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除了褐陶、灰陶、黑陶之外，主要是发现了红陶器具。这表明枣园文化与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被认为是庙底沟文化的渊源。

　　山西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非常丰富。特别是体现出仰韶文化特征的发现极为重要。晋南地区运城盆地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就有数十处。其中芮城的东庄村遗址具有代表性。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地区也有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存。在晋中地区也发现了相近的遗存。夏县西阴遗址最具代表性，距今约6000年左右。1926年，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等在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察。这种“划时代意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这次考察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独立自主主持的科学发掘。其次是从发现的文化遗存来看，品质非常高。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骨器、兽骨、木炭、琉璃、贝叶壳等，还发现了房址、灰坑、壕沟等居民生活的遗存。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及其残片，以及半个切割过的蚕茧。再次是西阴遗址一系列重要发现，证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带，特别是晋南一带是人工养蚕最早的起源地，并动摇了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从考古文化的类型来看，西阴文化已经进入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是典型的庙底沟文化。从以上的发现来看，在西阴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西阴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园角形房屋。其中有火塘类遗迹。说明那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并能够建造自己的住房。这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进步。人们开始根据年度季节进行生产，而不再是采摘生产。西阴还发现了一条壕沟，显现出向原始城市发展的迹象。从发现的半个蚕茧来看，这时的西阴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应该也有相应的纺织技术出现。这是西阴遗址中最具价值的发现。结合在这里发现的石纺轮与陶片打磨制作的纺轮等器具，证明在那一时期，中国的丝织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这与当地关于嫘祖纺丝的传说相一致。西阴也是嫘祖所在的远古之西陵氏生活的地区。从考古发现与传说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是中国养蚕制丝工艺发源地的实证。不过，从文化沿革的层面来看，西阴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大量的陶器。最具代表性的是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绘有玫瑰花图案的彩陶盆。这是仰韶文化彩陶的典型器具。其制作工艺已非常复杂。基本以泥条盘筑为主，逐渐形成慢轮修整的技术，还存在用手捏制等工艺。其纹饰以线纹与彩绘为主。

　　西阴彩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点引起广泛的关注。这种将玫瑰花的精髓浓缩抽象之后形成的弧线、钩叶、三角等母体，再配以斜线、直线与圆点等绘制出来的彩陶图案被称为“西阴之花”。它在晋南、陕东、豫西交汇的地区形成，向渭河及汾河、洛水流域扩散，形成了历史上的中原文化地带，并进一步向周边地区延伸，波及到了北至大漠地带、长城内外；南越秦岭与淮河、长江流域；东及沂蒙山区、渤海沿岸；西过祁连山脉以及甘青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可能已不再以玫瑰花图案为彩陶的主要特征，但仍然体现出突出的“西阴之花”的品格属性。其分布十分广泛，延续时间漫长，文化内涵丰富，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一支主干，也是中原地带能够形成的决定性文化基因，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以“西阴之花”为代表的文化在不断的扩展与融合中，与其它相关的文化发生了紧密的关系，形成了以抽象的玫瑰花为标志的文化形态与族群，成为“华夏”族群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终于创造出一个伟大文明的初始文化基础。

　　由于西阴文化的典型性、重要性，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将庙底沟文化改称为西阴文化。学者们认为，庙底沟文化源起于晋南，翼城枣园文化是其滥觞，夏县西阴文化则是其典型代表。正是在枣园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它的文化元素，终于形成了蔚为壮观、璀璨迷人的庙底沟文化或西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