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籍中多有“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之说。这些古都均应在山西晋南一带。但是在很长时期内只有记载没有实证。直至陶寺遗址被发现，并进行了长期的发掘研究之后，人们终于可以说，陶寺就是尧都平阳的都城。

　　1958年，考古人员在今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的南面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开启了陶寺考古的篇章。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以“夏文化探索”为题进行研究。1963年冬，在陶寺一带又发现了几处相关的墓葬。至1978年初，正式开始了陶寺遗址的发掘，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可以说收获丰盛，廓清了许多重要问题，对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古代国家的形成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陶寺的定义，从原来的史前遗址转化为具有代表性质的“陶寺文化”。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遗址，而是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具有文化类型的含义。其次，它也不是一般的文化现象，而是文明发展进程中能够体现文明形成的重要实证。再次，基本可以确认陶寺对应着尧舜禹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尧都平阳的历史时期。陶寺应该是帝尧之都所在地——平阳。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境内塔儿山的西麓。塔儿山古称崇山，是一处具有重要文化含义的山。目前的陶寺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包含了与陶寺遗址文化内涵相近的古遗址80多处，主要分布在汾河、浍河交汇的翼城、曲沃、侯马、新绛、襄汾与临汾等地，形成了一个面积约250平方千米的陶寺文化遗址群。这里发现的文化遗存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城邑。陶寺遗址的文化现象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其中有早期城址、中期大城与中期小城三个不同时期的城址。前面两城基本上呈重合状，中期小城为中期大城的附属城，显现出“一都二城”的格局。中期城址总面积大约为280万平方米。此外，还发现了下层贵族居住区、大型粮食仓储区与粮食窖穴，以及大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宫殿遗址是一处较为完整不可再分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保留着有规则的柱洞、柱坑，以及柱础石。在柱洞周围填塞了加固柱子的石块。城墙由版筑而成，存有刻花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等，显现其建筑技术在那一时期的领先程度。在最近的发掘中，人们又发现了宫城的阙楼，证明陶寺的宫城除城墙外还建有更为宏大的门阙。此外还发现了陶寺都城的中轴线。这些遗存与其它相关信息显现，陶寺的城邑是一处大型都城。

　　二是墓葬。在陶寺遗址已经发掘了1000多座墓葬。可以看出来，陶寺的墓葬有不同的等级，其中还发现了王级大墓。大型墓葬的墓圹较大，墓主为男性，木棺内撒有朱砂。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多有尊贵的礼器、乐器等陪葬器具。目前共发现9座。其中型墓略小，墓主男女均有，随葬品大为减少，多在大型墓附近，有80余座，大约占10%左右。更多的是小型墓，不仅规模更小，且没有木质葬具，也没有任何随葬品，约占90%左右。在这些墓葬中，主要是大型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各类器物，如石器、陶器、玉器、木漆器、青铜器、骨器与礼乐器等，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得到高度发展的表现。

　　三是建筑。除前面谈到的宫殿建筑外，在陶寺还发现了很多小型的房址。其中有地面建筑、半地穴式建筑与窑洞三种类型。室内地面多涂草拌泥，白灰涂墙，有壁龛、灶台、烟道、灰坑，以及中心柱洞等。在这些建筑周围有道路、水井。水井为圆形，深达13米，近底部有圆木搭建的护壁木构。从陶寺遗址的分布来看，已经出现了平民区、仓储区、墓葬区、祭祀区与贵族区等不同的功能区域。其城市建设已经体现出比较完备的规划。

　　四是制造场。在陶寺还发现了大型石器制造场等手工业作坊，以及大量的废弃石坯。说明当时在陶寺一带，陶器、石器制造等手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其生产已经进入专业化、规模化的时代。生产用途也不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用于交易。在陶寺还发现了烧制陶器的陶窑。人们还在这一区域发现了一个回字形夯土建筑，认为是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

　　五是观象台。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中发现了一处建筑基址，呈半圆形，面向东南，由13根夯土柱顺序组成。台址中心部位有观测点，通过柱缝观测对面塔儿山日出的方位，以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业生产。经过考古人员与天文学家研究，认为这是一处天文观测地，与典籍中记载一致。如《尚书·尧典》中就记有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一般认为，此观象台建于公元前2300年至2100年左右，比英国巨石阵（公元前1600年）至少早约500年。这里也应该是一处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所，具有突出的政治文化含义。

　　六是各类器具。首先是石器，包括石刀、石斧、石铲、石锛、石钺、石磬、石镞，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大多为工具或武器。结合粮食的仓储方式，以及发现的粟、黍、稻谷、小米为主的粮食与大麦种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狩猎仍然存在。其次是陶器，如陶尊、陶瓶、陶灶、陶斝、陶罐、陶壶、陶盘、陶盆、陶豆、陶铃、陶鼎等。其中多为彩陶，亦多灰陶或黑陶。再次为青铜器。目前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大约四五件青铜器。其中最著名的是铜铃，使用复合范技术铸造。发现时外部有丝绸包裹的纹印。此外还有几件如C形龙、齿形环等均制作精美。第四类为玉器。陶寺的玉器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有玉琮、玉璧、玉璜、玉圭、玉钺、玉佩、玉覆面等等。第五类为木漆器。如案、几、盘、匣、斗、豆与“仓型器”、鼓等。此外还有许多其它器物，如绿松石，陪葬的猪，以及骨器、草编物等。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具有文化代表意义的器具如乐器、礼器、陪葬器等。仅从制作材料来看，这些器具可能是陶器、石器或青铜器。但从其文化含义来看，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在乐器中，我们发现了铜铃、陶铃、陶埙，还有土鼓、特磬、鼍鼓等。特别是在陶寺发现了一些可以认定为文字的符号。最典型的是在一件残损的陶扁壶上朱书着两个字符。一个大家一致认为是“文”字，另一个可能是“尧”字，组合起来应该是“文尧”。在陶寺遗址的一处壁龛中，发现了一件骨匕，上有一造型复杂的字符，有人解读为“禹”字。虽然在这里发现的文字还不多，但已经看到汉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初始形态向成熟形态的转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用来测量日影天象的圭表。陶寺发现的彩绘龙盘倍受瞩目，上面绘有盘龙图案，龙的口中含有植物叶片。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龙形图案，标志着龙崇拜已经成为陶寺一带的重要文化形态。学者们一般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多概说为大约距今4500年左右至距今3900年左右，应该能与尧建都平阳的大致时间吻合。

　　从陶寺发现的文化遗存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主要是农业生产出现了大的突破，制陶、制玉、石器加工等手工业形成了较大的规模。社会结构也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管理手段、科技水平、文化艺术等都出现了少见的繁荣。可以肯定，陶寺是一处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于一体的大型都城，是尧建之都平阳。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尧都平阳的记载，也反映出华夏文明进入了成熟的形态，将演绎出更加灿烂多姿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