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喜欢什么，对我来说，很可能就是读书。当然，吃川菜喝绍兴酒写小楷画兰竹也很愉快，但过后总觉空虚，都不如读书来得有滋有味宁静而充实。

　　读书无疑是一种自闭。试想孤守一室，面前只是书——这是一种说法。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读书，那么读书又是一种美好的自娱。当然这个自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还得有书，书是对象，外边下着丝丝的小雨，有人撑着伞在雨中踽踽行走，而你却慢慢走进书页里去。这都是很愉快的事——这不仅仅是阅读一本书，而是生活方式之一种。

　　我认为读书和吃饭不同等重要，吃饭是为了活命，读书又为了什么？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若有神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我常在想的问题。

　　读书和写作不同，写作起码要有一张桌子。对于我来讲，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和一两盆花。我写作的时候喜欢有植物在旁边。绿色植物往往导我入宁静。读书则不必非要有一间书房，手携一卷何处不可展读。古人的“三上”我记不清了，大约是厕上马上和枕上。在马上读书我想是件危险的事，且又读什么书呢？读极正经的书，如“四书五经”，显然不行。读《史记》《战国策》似乎也不可能。我想也不过读些小词小令之类的东西吧。马上读书危险——1991年吃新鲜蕨菜的时候，我骑一匹红马从五台山上下来，山陡路滑，我一次次好像要从马头上翻栽下去，骑马下到山底心犹惶惶乱跳。

　　现代人往往难以想象古人的生活。比如顾炎武，他考察昌平一带山水，常常是要几匹驴子驮书。照我们想来，似乎是孤寂萧条。其实不然，那是一个小型的旅游团，起码要有四五匹驴子，一匹顾炎武骑，好几匹驮书，还要有驮粮驮茶具的。光茶具就有二十四件头，比如茶灶、茶盏、茶活、茶臼、拂刷、净布、炭箱、火钳、火斗、茶盘、茶囊，这已经是从简了。还要有驮换洗衣服的，还要跟一二仆人。如果顾炎武要在驴背上昂然读书，那一定要有人在前边牵定了驴子，绝不可能驴蹄哒哒信“驴”由缰。顾炎武想来个子很高，因为我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的一双鞋子，足有现在的43号码大！想必个子也会有一米八左右。这么大的个子骑在小驴背上是不大舒服的。我想他在北京昌平一带考察山水一定是骑着马的，但在马背上读不读书这很难说。李贺是会骑在驴背上作诗的人。骑在驴背上吟诗，吟则容易记则难。古代没有金星牌自来水笔，吟出了好诗怕忘掉就要赶快下驴记下来。想一想，古人没有我们现在的方便倒有比我们大十倍的耐心！这一点令我惭愧而感动。古人的文章总写不长可能与书写工具有关，从这一点上讲，茅盾先生用毛锥子写完一部《子夜》真是令人起敬。古人的“三上”，最令人愉快的是枕上。我是喜欢卧在床上读书的，我爱人说我没骨头。我想人在不行走不劳动时没骨头也许是好事，很柔软地躺在床上全身心地放松，像鱼一样游到书里去。

　　我很想找人画一幅“卧床读书图”，但分明很难画，反而会给人留下装模作样的坏印象。从事写作的人，大多是卧床读书派，写作时一定要腰板挺直，读书时所以必不能再这样，就像是弓，要一张一弛。许多人都认为写作是苦役，但我想十个真正的作家有九个都会喜欢伏案写作。因为写作的时候才是作家最愉快的时候。当白白的稿纸铺在你眼前，人物和场景慢慢在纸上浮现，那真会给人带来一种异样欢快的感觉。有人习惯于在家中熟悉的环境中写作，如作家李锐，有人习惯于在写作中听音乐，把声音放到最低，低微得好像是从星际传来。

　　写作的时候我真的离不开茶，一旦没茶我就六神无主。对于我来讲，有书，有纸笔，有好绿茶，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