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解放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此后，我一直无忧无虑地在红旗下学习、成长。没想到上高中时，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判三年劳改，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

　　1959年我高中毕业，无缘上大学，就参加工作，到一所子弟学校当老师。新建的学校人手少、条件差，但我喜欢当老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曾经一个人担任过五门课程的教学，每天都忙到深夜，也不觉得疲倦。受到了学生的尊重，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学校团支部把我定为重点培养对象。经过两年的考验，我加入了共青团，那年我21岁。

　　“文革”开始，工宣队进驻学校。其中有一位队员是我的邻居，也是一位老党员，她热心地找我谈话：“安老师，你吃苦耐劳，工作认真，学生都喜欢上你的课，为什么不要求入党呢？”还有一位工宣队员，他的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知道我有思想包袱，就对我说：“安老师，你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贯工作踏实，勤勤恳恳，大家有目共睹，为什么不能放下包袱呢？”我很感激二位师傅的关心，心里感到暖暖的。有一天教导主任侯金娥老师找我谈话，态度很严肃：“淑媛你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为什么不靠近党组织？”我吓了一跳：“哪里？我服从分配，从不挑肥拣瘦，还不算靠近党组织吗？”侯老师说：“既然靠近党组织怎么不写申请书？”我连忙说自己缺点太多，条件不够等等。她依然严肃地说：“谁敢说自己就够条件？人人都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嘛。你不提出要求，怎么帮助你？”听了侯主任的话，我的心开始翻腾起来：想起我生孩子的时候，学校党支部书记、老红军李世明了解到我爱人不会做饭，就委托三位团支部委员帮助我。周素莲、杨巧云和岳秀珍三位委员，每天中午下了班轮流到我家教我爱人和面、擀面，整整一个星期，我爱人学会了做汤面。老红军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动了全校的老师们，我们夫妻俩更是感到无比温暖。再想想学校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培养，越想越为自己的顾虑重重感到惭愧，终于放下包袱，鼓起勇气，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思想上做好了接受长期考验的准备。

　　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工作更加努力，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只要工作需要，不管分内分外我都会努力完成。我是数学老师，为了教好学生常常进行家访，后进学生有了进步，我就送学习用品进行鼓励。我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多次承担公开教学任务，被评为“河西区模范教师”，作了大会发言，还应邀到兄弟学校传经送宝。终于，我经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在不惑之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特意包饺子为我祝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得到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彻底没有包袱了。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来临，我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虽然我退休了，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不能退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