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农民工”因其凝练的概括性及广泛的认受性广为流传，并为政府文件、公共法规的正式行文所吸收。比如说，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也采纳了“农民工”表述。这事实上说明，“农民工”更多还是一个中性称谓，而并没有明显的负面色彩。

　　当然，深圳这名人大代表的建议，也是有原因的。按他的理解，“农民工”之说属于歧视性语言。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觉得过于上纲上线，也有人觉得不无道理。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农民工”表述，至少是不够体面、不够尊重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一些特定群体的称呼中，“隐含的偏见”也需要不断修正，继续以老眼光看待“农民工”，或许真的不合时宜了。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随着某个行业人群在产业链中的位阶提升，会带来相应的修辞学进化。在“工人”这一大集合下，衍生出“上班族”“白领”“蓝领”“工薪族”“职员”等一系列颇为讲究的“子概念”。那么，与之同理，作为一类特殊的工人，农民工也完全应该有更得体的表述。只不过，相比于白领等阶层，农民工们表达的意愿、能力和声量较弱，故而迟迟无法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谱系而已。

　　叫什么不重要，叫什么又极其重要。近年来，农民工职业待遇、薪酬保障等不断提升，这些肉眼可见的进步，远比“农民工”等名头重要得多；但诚如“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在实现了温饱、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后，个体必然会转而寻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阶需求。就此而言，给“农民工”群体重新设计一个价值系统、标识系统，又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