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记录了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随山刊木，迹遍天下，“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事项。“禹迹”也就由此而成为九州华夏之代称。所谓九州，就是天下以冀州为中心的九部分，分别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中的冀州之名，源于黄河龙门口所处之地今山西河津。河津古称冀。冀州地域主要是晋、燕之地，大致与今天的山西、河北大部、河南一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小部对应。《禹贡》对九州之地的山水形势、道路计里、贡赋物产等做了描绘，还提出了“五服”的概念。五服包括甸、侯、绥、要、荒五种纳贡层次，也体现出不同的地理意义与社会治理要求。不过有研究者认为，并不是大禹之时已经有了明确的九州之分。《禹贡》应该是后人托大禹而表现的一种地理与社会理想。

　　从战国诸侯争雄到秦汉一统，中国终于实现了统一的政权治理与地理连通。以中原地区为文化中心的地理疆域逐步变化，形成了稳定的地域形态。其中的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不仅维护了中原地域，亦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班超班勇父子经略西域，维护了连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同时，汉经营岭南之地，使民族认同进一步增强，中华之疆域进一步巩固。西晋时，河东闻喜人裴秀著有《禹贡地域图》。他发现《禹贡》中的山川地名沿用已久，与现实多有差距，于是查阅资料，甄别注解，终成十八篇。至晋，佛教在内地传播日盛。西行求法兴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法显。世人认为他是西行求法第一人。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长治襄垣人。东晋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六十多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求法之旅。他与同伴经河西走廊，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至于阗，入今巴基斯坦阿富汗，终至今印度各地，后达今斯里兰卡，乘商船返回，于青州今青岛崂山一带登陆，前后约14年之久，游历30余国，带回《摩诃僧袛律》《萨婆多律抄》等梵文佛经。回国后在建康今南京译经，与同道共翻译了被称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的《摩诃僧袛律》等6部63卷。最具影响的是法显撰写了《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佛国记》对我国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之描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东晋时期，河东闻喜人郭璞著有《山海经注》。郭璞为时之文学家、训诂学家，亦为时道学术数大师及游仙诗之祖师。其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对《山海经》的注释。其注不仅对《山海经》文本内容进行了训诂解注，亦表达了自己对《山海经》的研究所得，故影响深远。此外，郭璞还对《尔雅》《方言》《穆天子传》等进行了注释。此四部注书亦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注本。

　　隋时，河东闻喜人裴矩著《西域图记》三卷，记录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地理民情。裴矩先后在北齐、北周、隋唐任职。特别是隋时受命掌管西域事务，收集了大量与西域有关的资料，终成图记，详细记录了从敦煌通往西域各地，以至地中海、中亚与南亚的道路交通，是最早记录中国及亚洲连通欧洲交通的文献，也是第一部图文并茂地记述西域史地的独创性著作，是关于我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为以后的《海国图志》等提供了蓝本。此外，他还著有《开业平陈记》十二卷，《邺都故事》十卷，《高丽风俗》一卷，并与虞世南合撰《大唐书仪》十卷。

　　金元时期，山西浑源人刘祁、刘郁各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问世。刘祁著有《北使记》，收入其《归潜志》中。所记为兴定四年（1220）金朝将亡前派遣礼部尚书侍郎乌古孙仲端前往成吉思汗大帐通好。他们从中原出发，长途跋涉，穿越西域各地至铁门，见成吉思汗。隔年再次出行亦无果而返。乌古孙仲端返国后，将自己的经历口述与好友刘祁。刘祁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西域中亚地区之季节气候、民情风俗、人族性格、物产器具等，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由于金朝称蒙古为“北朝”，故名《北使记》。其弟刘郁，曾在亡金后的蒙古任职。时旭烈兀奉命征讨西域各国，攻克报达今巴格达等地，进入今叙利亚。元宪宗派使臣常德赴西域视事，至报达。停留一年多后返回和林。刘郁随常德经西域各地，记录了他们出使西域的情况，成书名《西使记》。该著描述了元时波斯、印度、巴格达等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名物，特别是补辩考证了许多其它著作中的错讹之处。书中还记录了许多晋地人民在西域的生活情况。

　　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方交流进入新的兴盛期。一方面是欧洲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另一方面是中国也有很多人出洋至欧。这其中就有一位山西籍人士樊守义，作为康熙之特使到了欧洲，并在回国后撰写了一部《身见录》。樊守义，山西绛州今新绛人。绛州为山西也是中国最早有传教士的地区。1702年，康熙命意大利传教士艾约瑟、陆若瑟往罗马觐见教皇处理“礼仪之争”事，樊守义同行。艾、陆先后病故。樊守义在欧十三年，返回后著此书。清时，西北史地学派兴起。此派学人多亲历西北之地，进行实地考察，撰写所见所闻，对中国西北边域的记录极为珍贵，其中的山西籍学者贡献颇重。不过，山西学界重视研究地理学之风当溯源于清初著名学者太原人阎若璩。他是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的重要代表之一，著有《古文尚书疏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四书释地》及其续、又续、余论等四部，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真正代表西北史地学派学术成就的山西籍学者有祁韵士、张穆。祁韵士，山西寿阳人，被发配至新疆伊犁，在新疆期间，亲历各地，游走四方，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所言多为亲至。所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有清一代对西北边疆史地进行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亦为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外还著有《万里行程记》，编定《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为西北地理学派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平定人张穆。他在祁韵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创新了边疆史地学。由其整理祁氏之《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底稿资料撰成《皇朝藩部要略》，为了解新疆西藏等地历史地理的开拓性著作。所著《蒙古游牧记》考证精密，史料丰富，用地志体例变通创新，是中外研究蒙古历史地理的权威著作。此外还著有《俄罗斯补辑》《魏延昌地形志》等。与徐继畬等多有往来。徐继畬，山西五台人，先后在福建、广州等地任职，卸任后回乡讲学。徐继畬与往来外商使节多有交往，著有《瀛环志略》十卷。

　　中华传统著作，不仅文史哲不分，史地政亦难别。关于历史、地理，以及以政治为主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往往融为一体，共成一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系统性有极大的关系，亦与强调个人的感觉与顿悟有关。这些著作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现代意义上的某一学科的研究，它往往体现出某种时代的精神追求、哲学背景、价值指向，亦因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在表达上显现出明显的个性色彩与文学性，以及现代意义上多学科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