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这辈子用心写过的文字，都直接或间接与家乡谭坪塬有关。而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写字便是我的存在方式。所以行色匆匆的几十年间，我其实半步也没有走出过谭坪塬，未来的时间估计也得围着它转。它像影子一样，与生俱来，一路穷追，至死不渝。我知道，那影子才是真实的我自己。它高高在上的卑微，早在1971年之前就已注定了我的成色和质地。就算和成泥，制成器，烧成陶或瓷，涂上釉或漆，终究还是谭坪塬上的黄土捏成的人形。

　　单就写字而言，如果我写得不够好，我想那不是我而是它的错。如果可以跟鲁迅先生掉个包，我觉得，绍兴的我不一定能成为周家兄弟中的某一人，但谭坪塬上的鲁迅一定会成为另一个我。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吧。千百年的历史写在纸上，谭坪塬没有出过一个鲁迅级别的优种人物，能出产的基本上都是我这样的品种。

　　别人我不敢说，我是一路做梦到今天的，有夜晚的梦，也有白日梦。奇怪的是，离开的40年间很少梦到谭坪塬。梦到最多的当然是考试，这些梦，谭坪塬貌似无关，实则是渊源。在我的少年时代，这里差不多只有一条路通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就是考试。成绩像一张张路条，带我从谭坪塬出走，一步一步远离。流水一别，浮云漂泊，终于在遥远的他乡把家乡变成了故乡。

　　可以说，我一生都在努力背弃家乡，并在背弃中一次次怀念它。痛苦的时候，我痛恨自己的背叛，恨自己没有听从命运安排，老老实实在塬上当我的农民。快乐的时候把它忘在一边，恨自己没有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中学、大学、硕士、博士，我拿到的每一张入学通知书，其实都是一张光荣的背叛许可证。

　　背叛，有时是需要资格的。这是令我一生纠结的二律背叛：家乡是用来热爱的，而热爱的前提却是背叛。我不曾研究过中国人口史，凭感觉臆想一个假说，姑且名曰“滚桶效应”。社会人口的流动如同滚桶洗衣机里的水，乱世进入甩干模式，做离心运动；一俟海宴河清，则转为洗涤模式，人口开始向中心回流。战者，乱之极也，两千多年的战争史一次次见证了中心城市的凋敝。而战后科举的恢复和商业的繁荣，又一次次带来了人口从乡村到城市、从边缘到中心的大规模流动。

　　我出生的1971年，运动的滚桶已经把无数“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连家带口甩出城市，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仍在高潮，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一批一批奔赴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多年后我才知道，后来成为《语文报》总编辑的徐同当时就在乡宁一中任教，这位1957年就被打入“另册”的老牌右派，从1959年南开中文系毕业到1980年调语文报社之前，曾在万山深处的乡宁当了22年教书匠。老先生门下，我有幸可以叫声师爷，因为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耿世文是他的学生。后来我读临汾一中时，徐老师就在对面的山西师大。至于“反革命”，我家就有一个——我爷爷，我们全家一起被甩回到谭坪塬。当时村里也有不少知青，其中一个叫苗子的，曾送过我父亲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连年有余》，杨柳青的那种，我曾稀罕了很多年。

　　在我开始上学的1978年，实践重新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各色人等的回流模式次第开启。知识青年们留下青春，带着知识返城了。山西师大派人“三上山城”，徐同老师在学生们不舍的目光中渐行渐远。我爷爷平反“摘帽”，带着能带走的家人到县城工作了，带不走的是父亲、大姑和二叔，因为他们的根已经扎在了谭坪塬。

　　洗衣机的滚桶回流没有落下我——爷爷进城的第二年，把我从乔眼村小学转到县城东街小学。他的工资只够租一间房，家里挤不下，就在办公室落脚，白天他办公，晚上我睡觉。高考恢复，三叔考上了山西大学经济系，二姑参加了工作，在乡宁公路段。三姑四姑跟我在同一个学校。日子依然艰辛，但时代毕竟打开了一扇门，放进了久违的阳光，以及从前不敢想象的希望。那时我刚上三年级，多愁善感，沉默寡言，心里装着一个朦胧的梦想。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谭坪塬，父母被甩在身后，解放卡车掀起的漫天黄尘一路相送。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在马槽里一路呕吐。飞起来的感觉真的奇妙，但道路注定崎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人多到满眼都是。房子是砖墙瓦顶，不是塬上的土窑洞。夜晚的电灯亮得刺目，恍惚中不知今夕何夕。对家乡的热爱和背弃也从此开始。那思念刻骨铭心，少年的眼泪可以为证。而背弃同样坚如磐石，每一个脚印都指向远方。那是思念无力终结的背叛，也是离弃无法隔断的思念。

　　回头来想，如果不曾背叛，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热爱，因为失败会将我淹没。而成功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背叛。所以，注定的结果是输得光鲜、赢得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