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似乎只属于成功者，而成功是无法从别人那里分享的。我爷爷1945年离开谭坪塬，此后便没了音讯，直到1948年晋中战役后才回来。战争年代能回来就是奇迹，无论锦衣与否。

　　塬上方言，男人叫“外面人”，女人叫“屋里人”，长年离乡在外者，无论男女都统称“在外面”。我小的时候，塬上人对“在外面”有着某种近乎虔诚的仰视，总是心怀谦卑地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在他们并不丰富的想象中，“在外面”约等于做“官”。而那些“在外面的”人们，则尽其所能地放大着自己的成功，甚至制造某种成功的假象。其中最具符号意义的图景，莫过于“在外面”的人回乡时的鞍马车驾。

　　电影《人生》里高加林的叔叔是地区劳动局的副局长，这样的级别，编剧和导演才能配吉普车给他。对一般人而言，解放卡车就已经是天花板。马槽里一车煤，可以省下父老兄弟好几年砍柴的苦累。一堆花花绿绿的酒肉吃食，塬上人的想象中，那是城里的日常。如果再有穿着洋气的城里媳妇和娃娃，还乡的锦衣就更是一番云蒸霞蔚的灿烂气象。喇叭一响，全村男男女女齐刷刷撂下手上的活儿，几十上百道目光，从家家户户的土墙内、池塘边的柳树下、村边的麦地里、梁梁峁峁的牛羊群中，瞬间聚到同一个焦点。卡车在众人的注视下开进村，牵驴的、挑担的、赶车的，百八十步之外已经让在路边，听车窗里探出头喊一句“叔”、吼一声“哥”，满脸皱纹便绽放成黝黑透红的笑颜。家家户户的顽童们早从四面八方奔来，在汽车掀起的轻尘中沸腾成一锅滚水。车往谁家门口一停，这家人瞬间便冲上“热搜”。连家里的娃娃，此后好几天都会被人围着问这问那。

　　这样的日子如同乡里唱戏、镇上赶集、公社开大会，一年也难得几回。同族的平辈们有的赶来卸车，有的嘘寒问暖，邻居妯娌们帮着备饭，搭不上手也插不上嘴的就在院墙外面闲站着。主家忙着招呼司机吃喝，年节时才有的油香和酒肉香，随着炊烟袅袅散出，勾引着人们各种各样的想象。我们这些猴娃儿围着铁怪物撒欢，这边撵下去，那头爬上来，起起伏伏的叫嚣中，巴掌大的小村几乎要被掀翻。

　　长大后我终于明白，那些千骑拥高牙的所谓衣锦还乡大多是幻景——真实的幻象，或虚幻的实存。“在外面”的他们，其实有着各自不同的卑微和艰辛，或是遥远县份一个企业的工人，或是邮电局的一个邮差，或是县革委某部门的普通人员，甚或只是附近公社里卫生院的计生用品管理员。那个年代，靠有数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谁家的光景也谈不上宽裕。虽说思念如同扯住风筝的线，但回乡并不单是为了抚慰自己的思念，更是一种表演——一种儿行千里不愿父母担忧的表演。还乡的锦衣于他们而言，是一件尽管艰难也需筹划的大事。印象中有很多次，“在外面”的人夜晚带着卡车回来。锦衣而夜行，多半是这锦衣白天轮不上他，晚上才可以暂借一下。但夜行的锦衣毕竟也是锦衣，旁人看不到，至少还有老母亲的微笑。那个计生用品管理员，论辈份我叫姑姑。那年她回村，看热闹的小孩子都分得了数量不等的白色气球。我疑惑，为啥跟电影里五彩斑斓的样子不同？

　　几年前到吕梁山某县拍片子，听说了当地一位大人物回乡的盛况：村口下车后，人在前面走着，“霸道”在后面跟着，遇到乡亲，抽烟的每人一包“中华”，小孩每人一大包高级糖果。忽地想起这个当计生员的姑姑，想起了那天满村飞舞的“白气球”，想起了那一张张黝黑透红、笑容绽放的沧桑面孔，如今他们多半已不在人间。

　　成功者才有资格拥有家乡并表达对它的热爱，而成功意味着获得某种姿势——被认可、欣赏甚至羡慕的姿势。长大后读到吉奥乔·阿甘本的姿势理论，经常不由自主地误读，认为生而为人就是为了某种姿势。而这种姿势期待的背后，是显而易见的对家乡的自卑。这自卑如空气一般无可逃避，并曾深刻地塑造了我，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所不在地左右着我。我朴实的虚荣、傲慢的谦卑、察言观色的真诚、伪装义气的狡诈、以及脚踏实地的不切实际，无不与此有关。它们看似自相矛盾，其实高度统一，如同一枚硬币的两种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