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叶圣陶的散文手稿《刺绣和缂丝》，钢笔字工整方正，端庄稳重，最大程度地把方块汉字的美感展示出来。六百格一大张的方格稿纸，每格一字，写得大大，且卷面干净，少有涂抹。即使有个别改动，也是满格涂成方块，决不简单划去或圈掉了事。这样的稿子不累眼，据说编辑最喜欢。唯“吝啬”处，是标点符号基本不占空格，“挤占”了部分字的空间。这大概个人行笔习惯所为，稿本丰满，紧凑不乱。

　　孙犁的散文《谈赵树理》，按传统格式自右而左上下行文，字写得清秀流丽，畅快利落。本来，“荷花淀派”作品清逸脱俗，散发着一种淡淡的美，加上他形如“美男子”的一手好字，手稿就颇具艺术品相。可贵的是，一方流派的魁首，动笔缅怀文风迥异的“山药蛋派”翘楚，是友谊，是怀念，还是文人的相敬，或许都有。此外，这篇稿的标题，由《悼作家赵树理》改定，不拘悼念，通篇的内涵就大了。

　　作为手写稿，卷面整洁有之，潦草麻乱亦在。杨朔的散文手稿《茶花赋》很有个性，他将横排稿纸颠倒，按旧式的写法右边起笔。平心而论，杨朔的字不赖，有汉隶遗韵，但稿面涂改甚多，有的地方改了又改，方格和间隔行黑糊糊一片，写作态度一丝不苟。可见自古文章殊不易，一句写成费思量。

　　常言道：处处留心皆学问。展柜里有几张泛黄的纸片，既非稿纸，也非信笺，大小不一，没有格线，非常不起眼，却是沙汀的宝贝——为创作积累的素材。瞧纸片上的字，且小又密，形同蚁蠓，箭头上下纵横，旁人难理出头绪，有的内容已成文段。想象一下，这些纸片，大概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旦来了灵感，或临时发现什么，赶紧记下一鳞半爪，三言两语，不至于过后忘却，纸小用处大。

　　说到手稿，不能不提到作家的字。哪位作家的字写得好看，其实同行心里有杆秤。郭沫若对鲁迅的字评价极高：“所遗手稿，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擎，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通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类也。”（郭沫若《鲁迅诗稿》序言）70多年前，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一套手写体书名的“水星丛书”，有人问巴金书名事，巴老谦逊地说：“那都是靳以写的。他的字比我好。”（姜德明《再访病房》）

　　好作品是改出来的，此话不假。这个改，一靠作者的本事，二靠编辑的劳动。需要强调的是，没有编辑做“嫁衣裳”，好的作品可能出不来，编辑的笔触构成手稿不可或缺的要素。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编辑用朱笔大刀阔斧改动，涂涂抹抹，甚至多行删除，有脱胎换骨之感，斑斑红墨，名副其实的“红岩”哪。《人民文学》转载赵树理的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分章节，编辑在稿子页首贴纸条加了编者按，就文字改动和字号编排作了说明，使广大读者明晰。即使是没大动大改的稿件，手稿上均有朱笔标注的字体、字号、行距等术语，编辑们付出的心血一目了然，王蒙小说《坚硬的稀粥》是这样，臧克家诗《老哥哥》亦这般,揭示了创作编辑成书的整个过程。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眼下用笔写作的作家凤毛鳞角，基本上都用便于写改存发的电脑“码字”，名家的手稿身价看涨。据闻有的老作家留下原稿，用复印件送寄报社，或是上稿后索回原件，留待拍卖。这与鲁迅当年用手稿包油条、当抹纸的做法大相径庭。往后，名家的手稿愈发珍稀，征集入馆，加以保护，分批展览，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