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张姨（张奚若夫人）杨景仁、钱姨（钱端升夫人）陈公蕙、周姨（周培源夫人）、王蒂澂、陶姨（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和陈姨陈意（陈植的姐姐，当时是燕京大学家政系主任）等。不便于说是，还有个叶公超，当时是清华大学的英文教授，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还有更年轻一些的，比如李健吾、萧乾、卞之琳等人。没有留学背景的，大概就是沈从文了。萧乾当时还没有出国，也要算一个。

　　这些人大多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也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比如张奚若、钱端升是政治学家，周培源是物理学家，陶孟和是社会学家，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的所长。邓以蛰是个艺术史家，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的父亲。金岳霖是哲学家，李济是考古学家。沈从文就不必说了。

　　还有一个人，未必是常客，却是贵客，肯定不时会来一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先生。

　　胡适与梁启超是朋友，梁思成该是他的晚辈，但是，对于林徽因来说，就不是晚辈了。按说也是的，胡适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朋友。胡适出名早，比他大十几二十岁的，都以朋友待胡适，没人说胡适是他的晚辈的，这也就是那个年代文化界最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来历。为什么同是晚辈，梁思成只能以晚辈自居，胡适也以晚辈视之，而林徽因却不然了呢？这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差别。大概女人在姑娘时，也是按通常人伦辈分行事的，见了比自己大上七八岁，十来岁的，叫声叔叔，比自己父亲略大的，就叫伯伯了。前面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张奚若给梁从诫说过，他跟徐志摩第一次去看望林长民的时候，林徽因差点给他和徐志摩叫叔叔呢。这差一点，是因为张奚若和徐志摩后来跟这父女俩都处得很熟，成了朋友，林跟徐还有了恋情，要没有这些，肯定是要叫叔叔的。小姑娘都是这样，中姑娘因人而异，大姑娘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结了婚以后，更不一样了。这时候，女的不算，她的同辈分的男朋友，会以几何速度砰砰地往上蹿。可以说，小到十几岁的小青年，大到五六十的半老头子，凡是还有“力比多”的，都是她的朋友，至少也是以朋友之礼待之。

　　这是普遍情形，林徽因也不会例外，在对待胡适上，看得最为分明。

　　现在知道，林给胡的信，共有六封。分别写于两个时段，一个是1926年初在美国，一个是1931年冬到1932年春，也就是徐志摩死了以后。抬头都是叫“适之先生”，但信中的语气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时，完全是个受教学生的态度，在北京就是朋友了，比如1932年元旦这天写的信中就有这样的话：“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又累了许多朋友也受了些许牵扰，更是不应该。”也就是说，把胡适完全当作朋友中的一个了。

　　林徽因初回国后一段时间，跟胡适没有什么交往。不是说这两年林在东北大学，而是胡适就不在北方。1927年夏天去美国考察回来，胡适吃不开了，回到上海，没去北京，留在上海跟徐志摩他们创办新月书店、《新月》杂志，后来还当了中国公学的校长。直到1930年11月，才到北京当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