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父亲而立之年，带领全家养猪养鸭，栽苹果树种西瓜，家里的日子日渐好转，我家成为村里公认的“万元户”。于是，村里就有人向父亲借钱。父亲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细细端详父亲保留的每张借条，让人回忆无穷。其中有一条借条，是村东头的谢大爷写给父亲的。谢大爷在我的印象中，无儿无女。那年父亲栽种了四亩多大白菜，由于精心耕种，再加上风调雨顺，到了秋季，一棵棵大白菜长势喜人，在院子里堆得像座小山。那年，前来我家购买白菜的人络绎不绝，甚至还有临近村子的人。谢大爷生活拮据，为了过冬，他也来我家买白菜。父亲给谢大爷装好白菜，又多给了两棵。谢大爷没钱付账，临走时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张借条，就这样，一张借条放了几十年。

　　还有一张借条，是在烟盒背面写的，是隔壁的王大叔割了我家的5斤猪肉。每年养一头年猪，这是父亲的惯例。到了腊月里，我家的猪肉成了邻居们的“抢手货”。不光肉肥，更主要的是父亲秤头高，价钱还要得低。那一年，眼看快大年三十晚上了，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的王大叔。王大叔以前放牛时摔坏了腿，干不了重活，而且还供着上学的学生，生活过得很不容易，都大年三十了，还没有割下过年肉。父亲二话不说，就把我家留下来的五斤肉秤给了王大叔，换回的是一张写在烟盒背后的借条。

　　像这样的借条，我细细一数，足足有十多张。有欠西瓜钱的，有欠粮食的，也有欠现金的。算下来，有上百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年，家里盖房子，家里人都劝父亲借着这次盖房子，出去收收账，父亲慢慢吞吞，在母亲的劝说下，不情愿地出门了。

　　可是不到半个小时，父亲就回来了。母亲急切地问，账收回来了吗？父亲摇摇头，说出每家每户的理由。后来才知道，父亲压根就没有逐家逐户去收账，而是到村子里转悠了一圈就回来了。那些理由都是父亲编的。父亲说，当初借的时候，他就没想着让人家还，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

　　这一沓借条一搁就是好几十年，后来也有人登门来还钱的，但是都被父亲婉言回绝了。

　　父亲的一沓借条，承载着良好的家风。小小的借条传承着父亲博大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也暗含着许多父亲没有直接说给我们的做人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