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仅仅是太原，汾河全长近千公里，流经山西6个地市29个县区，流域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不仅汾河流经的城市两岸都跟太原汾河景区有着同样的生态和环境，全流域近百条支流也都经过了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成为水草丰茂、天蓝水碧、鸟语花香、风光旖旎的绿水青山。
复兴之树
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作为旷日持久、范围广大的迁民垦荒国策，当然是信史，然而正是因为它是一项改变中华格局、影响到数百万人的国家行动，600多年来，在直接移民分布的18个省、500多个县份，和再次移民到达的更广大的地区，有关移民的家族原籍、传奇遭遇、姓氏变化、异地融合等传说或者说野史轶事，就像生发、附着在信史骨架上的血肉，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成为这场中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移民的生动记录和写照。这部背井离乡的血泪史，同时也是造福中华的垦荒史和意义深远的文化传播史，发展到今天，它可能涉及每一个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因此，对这次大移民的研究和书写远远没有结束，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导致的短命王朝
蒙古统治中华后，施行了一套显然“不服水土”的民族政策，把全国分成四等人制：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从字面上看，汉族人是第三等人，实际上元朝定义的汉人指的是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以及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些地区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并不是南宋的子民。而最末一等的南人，才是南宋治下的江浙、江西、湖广和河南省南部的以汉人为主的人民，他们最后被蒙古铁蹄征服并在元朝建立后遭受最残酷的压迫。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最终颠覆元朝政权的农民起义正是从江淮流域生发，并迅速向北推进。明太祖朱元璋加入的正是由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到1368年明朝建立，历时17年的反抗与镇压的斗争，战场主要以河南、安徽等地的黄淮流域为中心。
与其蛮横残暴的民族政策同样，元朝统治者不了解华夏民族的特性，一味地以暴制暴，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采取“拔其地，屠其城”的残忍手段。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元军攻克扬州后，杀得只剩18户。作为主要战场的河南最为灾难深重。《开州志》载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兵戮河南，赤地千里……”政权不足百年的元朝被推翻后，因为兵燹、瘟疫、自然灾害的多重加害，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最为平坦宽广的几个省份土地荒芜、渺无人烟。发展生产、增加人口，成为摆在新兴的大明王朝面前的最大难题，这就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移民垦荒运动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