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也是善用人物原型写小说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成型略有不同，大多有特定的对象，极少把几个人的特点安在一个人物身上。其长子汪朗这样评说父亲：“不善于虚构，他的人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这要归功于高邮家乡给了他不尽的创作源泉，以及自小东张西望的探知习惯，“看着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家乡的市井风情，邻里熟人，深深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写来轻车熟路，落到纸上栩栩如生，这大概是汪曾祺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吧。

　　今年春日游江苏高邮，觅到竺家巷9号汪曾祺故居，可叹的是，仅剩一爿两层青砖楼房，还是汪家祖宅后门旁的偏屋，门锁着，除了宋人程颢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对联，没啥看头。而在小楼后的原汪家祖宅院内，建起了一座蛮有气魄的汪曾祺纪念馆，进去，“汪气”扑面，眼界大开，展示的汪曾祺家世、作品、手稿和图片，能窥一斑而见全豹，汪曾祺笔下的小说人物原型，一一露出“尖尖角”。

　　《受戒》是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开篇作之一，人物清纯，语言淡白，景色如画，写刚出家的小和尚明海，不拘于荸荠庵里的单调生活，与唯一的邻居赵大伯家往来相帮，进城受戒，懵里懵懂获得爽朗勤快的赵家么女小英子情爱的故事，表现了质朴无瑕的自然美和人性美。小说刊出反响即起，一些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有好奇者产生这样的联想：既然作者对庙庵生活这么了解，是否也出家做过和尚，以自己的经历塑造了明海这个人物呢。馆内展示了原刊《受戒》的《北京文学》，汪曾祺在自己作品的页首写了四个字：“这不是我！”算是答疑。

　　汪曾祺年少时确实有过庙庵生活，日寇铁蹄逼近高邮，曾在乡下的小庵避了一段时日，对庵里的生活比一般人了解更深。他自小认识了一些和尚，当中有在香炉里烧掉两个指头，自号“八指头陀”的老和尚；有“以念经为职业”的普通和尚；有乡下的一个小庵里，“人相当蠢”,念经老合不上拍的小和尚……形形色色的出家人浮现眼前，七选八挑，捏合加工，明海这个稚气未脱尽的少年和尚脱颖而出。

　　至于出水芙蓉般的小英子，她的原型乳名大英子，家住原庵赵庄。生活中的大英子留给汪曾祺终身难忘的印象是“思无邪”，“是我初恋的一种对爱的感觉。”汪曾祺写父亲：“我17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这封情书，或许是汪父当参谋写给大英子的呢。展厅挂着晚年大英子和后辈的合影，老太太头戴深青色绒帽坐在椅上，面容慈祥，双手握拢，神情淡定，一生沧桑毕现。霞光映照着她和身后三位站立的年轻女性，浓彩如篷。怀着美好的情愫，汪曾祺“写了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了结心愿。

　　《异秉》是汪曾祺旧作重写的小说，全篇鲜有人物对白，作者对小县城的市井众生，五行八作，小吃肴馔娓娓道来，胜似说书。小说中制售熏烧，经营有道，勤劳发家的王二，原型是住在高邮东大街永安巷的王广喜，早年在汪家药店保全堂门外摆熏烧摊，劳累一生，于1966年去世。王家的后人看了《异秉》，很是敬佩，对汪家的亲属说：“你大哥写我爸爸的事，百分之八十是真的。”有这评语，足见不记笔记的汪曾祺记性多好。如今王广喜的子孙在纪念馆外马路对过经营一家“二子蒲包肉”铺，生意仍是红火。

　　汪曾祺小说的人物原型，基本是他熟识或见过的，有名有姓的故里乡亲，但也有把陌生人写进小说的个例，《钓人的孩子》就是这样。小说写抗战时期在昆明街市遇到的一幕：路面有一张对折的钱币，这张钱币“可以量五升米、割三斤肉、或扯六尺细白布……”很有诱惑力。有人去拾，钱币噌地缩进一家店铺里，原来是一个胖孩子的“恶作剧”，用线拴币放于地上，手执线头，人拾即拽，反复耍弄，以此作乐。汪曾祺遂写成了小说“段子”，曰，小说的主题是“货币使人变成魔鬼”。试加一句，魔鬼在国破民凋的特定环境中形成。

　　汪曾祺的小说是重人物，重写实的，原型转换小说人物时，把握得很有分寸，决不生拉硬套，哗众取宠，读起来生动自然。按照其师沈从文的话说，“要贴着人物来写”，无论是情感，视角，景观等，与笔下的人物贴近，融在一起，因而写出了一篇篇追求不辍的“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