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以当年中国之大，程婴等义士何以单单会选择在如今的盂县、当时的戎狄之邦仇犹国作为孤儿的藏身之地？换言之，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我们如何能够断言：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一定是在山西盂县，而不会在别处？

　　就此话题，笔者曾经著有专文论说。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支撑点。

　　一个，是基于史料记录的合理推论。著名的晋文公重耳，避祸去国流亡19年，其中最开始的12年，就存身于当时的狄国。重耳和他的忠实追随者赵衰，还一道迎娶了狄族的一对姐妹季隗和叔隗。重耳与季隗，生了两个儿子；赵衰和叔隗，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晋国著名的执政相国赵盾。而赵盾，正是孤儿赵武的祖父。

　　当时，强大的晋国领土扩张，晋国六卿之一的赵氏之封地，已经拓展到所谓“九原”，即如今的太原到原平一带的平川地面。赵氏，与周边狄族国家包括和仇犹国，有着姻亲关系以及可想而知的某种外交往来。况且，赵氏的仇敌屠岸贾，身任晋国大司寇，赵氏孤儿藏身晋国不可想象；流亡其他华夏诸国，晋国也完全可以提出“引渡”。赵氏孤儿藏身仇犹国，既能获得姻亲庇佑，又与晋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而不会有引渡之说。

　　孤儿赵武，藏身仇犹国即当今的盂县之地，可谓正当其宜。

　　断言赵氏孤儿藏身仇犹国，还有一个支撑点，即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

　　仇犹国本身，没有文字，所以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历史文献记载。至于孤儿赵武藏身于此，同样不可能有任何记载。但若干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我们却无法断言他们没有自己民族的历史。民间传说、口述历史，同样是一种无法忽略轻视的存在。有时，民间的口碑，是一种更加强大和可信的存在。关于赵氏孤儿的传说，山西及河北的若干地方均有流传。而山西盂县，毫无疑问，是类似传说最为富集的地方。

　　史料佐证与民间传说，其终极指向趋于高度一致。

　　在盂县，民间千百年来为孤儿赵武和义士程婴、杵臼立祠堂祭祀，自宋元以降，则又获得了朝廷当局的封赠认可。

　　赵氏孤儿藏身盂县藏山，终成无可更易之铁案。

　　往下，对于此一话题，还有一点值得言说。

　　程婴带领孤儿赵武，“在盂山藏匿一十五载”，史料记载几乎是一笔带过。

　　在史书近乎平静的粗略叙述背后，历史本该有更为丰赡的细部。

　　一个被晋国当局追杀、仇人屠岸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赵氏孤儿，藏身在纵横不过百里的弹丸之地仇犹国，仇犹国上下包括当地民众，对此不会一无所知，对此没有一个相应的态度，几乎不可想象。

　　没有仇犹国上下的同情接纳与呵护，赵氏孤儿如何能够平安度过一十五载？

　　质言之，仇犹国当局，包括国君大臣，担着惹恼强大晋国的天大干系。仇犹国的民众，有着博大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质言之，身为异族的仇犹国上下，国君大臣和普通民众，他们和程婴、杵臼一道，共同保全了赵氏的一线血脉，共同秉持奉行了人间大义，共同充实丰盈了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质言之，盂县藏山方才成为一座誉满华夏的历史文化名山。

　　两千多年前仅仅存留百年的古仇犹国，早已不在。八百诸侯、五霸七雄，早已不在。而众多伟大历史人物所共同养育培植、坚守秉持的华夏文明之河，滔滔汩汩，生生不息，奔腾万古。

　　笔者幼时，就曾瞻仰过藏山神祠的壁画。记得当时观瞻之际，图画线条尚还清晰，连环画面所演绎的故事，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傅山先生在其游藏山一诗中曾经这样写道：“当年难易人徒说，满壁丹青画不空。”壁画，作为寺庙文化的重要构成，自有其道德教化功能和独特美学价值。

　　日前，盂县有关方面将藏山神祠壁画辅之以连环画脚本荣誉出版，的确是一件值得称赏的好事。相信这一举措，对于保护传承和进一步弘扬藏山忠义文化，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欣闻盛举，恭谨作此短文，敢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