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或未过，境已迁矣，情感耗竭，比兴无托，或可就此搁笔。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即主张：“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文成而有题，或概而述之，或撷取精要，大致如此。旁人若问其中意，似是而非，说不准言，但总会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某个题目，辛而不辣，麻不木口，恰到好处。

　　就文成而后有题，张舜徽《广校雠略》有过阐释：“观于《诗》三百篇及诸子传记摘字标题之例而可知也。固未有先命一题，而后构思润色以成文者。自后世竞立新题以为文，而文辞浮杂芜冗亦日甚。推之著述亦然。古人皆学成之后，不得已从事著述，故有书成而无大题者矣，如《太史公记》是也（别详论之）。至若心无是理，而必模拟古人，则扬雄《太玄》《法言》固不逮《周易》《论语》也，班固以下修史者固不逮司马迁也。此无他，由于先立书名，以步趋前人，不惜强所不能，黾勉以追之，无诸中而营于外，而终不可及也。著述盛衰高下之辨，要不越于斯矣。”文虽短，精辟之论尚多。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书中目录标题，甚至经由甘为前贤行役的责编周振甫反复循诵、细心领会后补添。多数读者从不写作，却并不妨碍其鉴赏能力，多数编辑亦然。

　　自律与任性间，自己才是唯一的存在，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中说：“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若只具艺术气质，难免是浮于表面的情绪发泄，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而科学性乃缔造学理深度、学术新境的必要因素。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艺术味则是其文采所在。

　　古之为文，皆理积于中，发乎情不可遏，故文成而后有题。所谓理积于中，盖沉心静气，遍读阁书，闻一异书，唯恐弗及，方能广其搜，博其考，绪飔来，格局开，方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学有所成，造诣深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