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记载，多马巷原名躲马巷，街名始于明代。而“躲马”的意思源自一个传说：明晋王七府子弟赴王府早朝，途中遇虎，子弟们马匹受惊，于是窜聚到这条巷子里，随后人们把此巷称为躲马巷，后来慢慢演化成为多马巷。

　　缉虎营街是由躲马巷连带出来的。

　　七府子弟遇见老虎事可不小，晋王听到汇报，赶忙派兵遣将捉拿闯入城中的老虎，结果在七府营用弓箭将老虎射杀。于是七府营更名为缉虎营。再后来，缉虎营以坊山府为界，东侧称东缉虎营，西侧称西缉虎营。

　　这个说法被写入城区地方志，流传很广。但较真起来，故事没有明清两代的史书为凭，说法也存在明显的破绽，经不起推敲。

　　多马巷由躲马巷演变而来

　　康熙版《阳曲县志》“街巷”章节中记有两条躲马巷。一条在社官庙巷（一名张所司巷）下，这条躲马巷又称马驹巷。另一条躲马巷，在新道街、卧阳台下，全名为西华门躲马巷。

　　古代地方志记载街巷名称时，遵循相邻、相连、相交、相通的原则进行排列。比如仓巷、靖安府街、文殊寺巷三条街巷列在一个竖栏内，表明这三条街巷存在连接或交叉关系。也因此可知，消失的靖安府，原来位于文殊寺旁边。

　　第一条躲马巷连着的社官庙巷，当然以社官庙为名。社官庙就是土地庙，后来变为姑姑庵和五福庵。

　　土地庙变成姑姑庵，原因是原先每家每户的菜园子、玉茭地随着城市化进程没了，土地爷失去了供奉基础。姑姑庵就是尼姑庵。姑姑庵变成五福庵的原因比较清楚，是因为柴市巷也有一座姑姑庵，为便于区别，于是老百姓把躲马巷附近的姑姑庵改称五福庵。

　　社官庙巷还有个名字是张所司巷，表明这条巷子曾经住过一位张姓官员，所司，就是有司，是对官员的泛称。

　　过了100年，道光版《阳曲县志》，对这条躲马巷的位置有了更为清晰的叙述：

　　藏山庙由此而南，曰文殊寺街、小仓巷、躲马巷、方山府巷、五福庵巷。

　　可以看出，在躲马巷和五福庵巷附近，多出来一条方山府巷。这条巷子康熙时代就肯定存在，那时修志的人没有写进去。道光版县志，本来就是对康熙版县志的补充和完善。

　　方山府，是明时第二代晋王朱济熺五子方山郡王朱美垣的府邸。有了方山府，当然就有了方山府巷。但后来方山府巷被写成坊山府，方山府巷随之写成坊山府巷。

　　第二条躲马巷与新道街和卧阳台相连。然而新道街和卧阳台，都与它们临近的这条躲马巷地名没有关系。查看道光版《阳曲县志·建制图》发现，这条躲马巷与前一条躲马巷，有一个共同的位置特点——它们都位于郡王府附近，只不过前一条靠近方山府，后一条紧挨临泉府。

　　临泉府是第二代晋王朱济熺六子、临泉郡王朱美塎的府邸。

　　按明朝规定，藩王和郡王虽不允许担任官府任何行政职务，但他们拥有自己的文武保障体系，比如有自己的王府军队。同时，明朝为了维护皇家的绝对权威，制定了一整套包括藩王和郡王日常出行的礼仪。

　　当然这套礼仪的出发点不是亲民近民，而是阻止寻常百姓靠近。

　　有资料表明，明代藩王出行时声势浩大，寻常随从都有200余人。随从队伍的第一排，是骑在马上鸣锣开道的武士，紧跟开道武士的是吹打鼓乐班子，中间是藩王乘坐的大轿，轿旁簇拥着端盆提罐捧盂举手巾的佣人，轿后跟随着文官和殿后护卫。

　　但郡王出行，一般不准乘轿而应乘马，郡王们的护扈阵容虽然不可僭越藩王，但也有一支马队护卫跟随。年轻气盛的郡王们，往往在护卫人员咋咋呼呼的吆喝声中策马奔驰，在并不宽阔的城市街巷中横冲直撞，行人闻听，无不惊慌躲避。

　　由此可知，躲马巷，就是走到郡王府附近的百姓，听到郡王出行的铜锣声和呵斥声，立即就近避让的小巷子。

　　回过头来说，郡王们赴晋王府碰见老虎确实有些夸张了。明代太原府城墙高壕深，不仅有瓮城还有关城，形成多重防护，如此壁垒森严，漫说老虎，野兔都不太可能跑进城来。即使真窜进一头老虎，老远听见藩王郡王出行的那个动静，也早夹着尾巴溜了。换一个角度说，真要是郡王们遇到老虎，那条巷子一定会叫作躲虎巷。

　　七府营如何变成缉虎营

　　如前所述，“缉虎营”名称的由来，与躲马巷名称紧密相连。

　　说缉虎营，还必须从第二代晋王朱济熺说起。

　　朱济熺，是第一代晋王朱棡的长子，除了朱济熺，朱棡封次子朱济烨为高平郡王，三子朱济熿开始封为平阳郡王，后来因为举报大哥朱济熺图谋不轨得逞，一度取代大哥成为第三任晋王；四子朱济炫先封潞州，后徙汾州；五子朱济焕封宁化郡王；六子朱济烺封永和郡王；七子朱济熇封广昌郡王。

　　朱济熇的府邸，就坐落在今缉虎营街，那时名为“广昌府前街”。朱济熇排行老七，广昌郡王府俗称“七府”，广昌府前街也称“七府前街”。另一个情况是，因为广昌郡王年龄最小，可能在七个儿子中也最喜爱耍枪弄棒，因此晋王府拥有的两千余人、分为三营的王府军队，全部或者一部分由广昌郡王管束辖带。

　　他带领的那营队伍，驻扎在广昌王府附近，广昌府前街于是有了第3个名称——“七府营”。

　　至于七府营变成“缉虎营”，其实不需要再说了。既然不可能发生郡王在太原城内邂逅斑斓猛虎的事，晋王派遣军队在广昌府前街射杀老虎的故事也应是子虚乌有。

　　一个证据是，清康熙版《阳曲县志》只有七府营街，没有缉虎营街；100年后的道光版《阳曲县志》也没有缉虎营街，仍旧是七府营街，不过名称稍稍有变，改称“七府营前街”。志书原文是：

　　出（五福）庵之南口，曰七府营前街，东通北肖墙，西通三桥街。

　　查看同时期建制图，“东七府营”和“西七府营”并非以方山府为界，而是以一座高大的楼宇为中轴。这座楼宇疑似圆通寺那座塔楼，但文字漫漶难辨。圆通寺，为方山郡王朱美垣的家庙。

　　七府营讹传为缉虎营，最可能的原因与方山府变成坊山府一样，都是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结果。

　　最后想说，关于山西区域内老虎的记载，孟子曾言“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表明先秦时期，山西区域内老虎活动已经比较频繁。资料显示，山西区域内老虎分布的范围，以太原为界，呈现出北稀南密的状态。其中太行山东部和吕梁山南段，是老虎们喜爱生活的地方。

　　但直到明代，山西一境老虎伤人的记录并不十分多见，原因是那时森林植被茂密，老虎采食容易，犯不着冒险下山寻找吃的。但到清代，老虎威胁人类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人类活动区域空前扩展特别是连年战争带来的生态后果，表明老虎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如顺治年间，灵丘出现十几头老虎成群结伙，光天化日下吃掉军队马匹的事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在五台山当众射杀一只老虎，为众人示范除虎之技；乾隆年间，乡宁上百人命丧虎口，引得朝野震动；而与太原府城毗邻的寿阳，官府组织种田民众学习防虎搏虎的技艺……

　　如此说来，太原府城内躲马演化为躲虎、七府营转变成缉虎营，是不是投射着那个时期人们对虎患成灾的惶恐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