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流域历史上曾有秦穆公“泛舟之役”、汉武帝“横汾箫歌”的故事。《水经注》记载“汾水出太原汾阳北管涔山”，此后一路南下，流经太原城区段约60公里，并在太原境内接纳9条支流，谱写了“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妙旋律。虽汾河太原城区段船运起始时间尚无古籍定论，但东汉永平年间，就已开启滹沱河和汾河的水利开发工程，计划将两河东西打通，“将凭汾水以漕（运）太原”。

　　漕运，即利用水路（或辅以陆路）向京师或指定地点大规模调拨粮草的专业运输，主要保障宫廷消费、军队粮饷等供给。相比陆路，漕运更为便捷，成本也低。当时河道里运输的主要物资便是粮食。《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年间的汾河通漕工程，让太原吏人苦役连年。十几年后，滹沱河与石臼河运渠大体凿通，却在试航时失败，漕船“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最终只能改用驴车运输。可见东汉政府虽重视汾河漕运，却因国力不足，未能实现太原“大运河”的构想。

　　北魏崛起后，太原汾河段终于响起船队行进的号子。《晋乘蒐略》记载，北魏迁都洛阳后，静乐县境的羊肠仓到晋阳古城之间开辟了漕运；东魏高欢令各州在滨河及津梁处建粮仓、码头储粮，随时转漕以应对军需。即便后来迁都邺城，晋阳作为“别都”，其与羊肠仓间的河道不断拓宽，凭借汾河天然优势进行漕运。那时，羊肠仓、向阳店等码头粮食堆积如山，河道内帆樯如林，舟船如练，船工摇桨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一片繁忙。

　　隋唐两代，汾河水量丰沛，通航能力极高，漕运达到鼎盛。《隋书》记载，隋开皇三年（583），长安粮储空虚，隋文帝诏令漕运“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运粮船队从渭水入黄河，再逆流北入汾河，直抵太原，路途艰险。唐开元年间，唐玄宗为解决长安粮运问题，采纳漕运大臣裴耀卿的建议，大批粮食“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谓之北运”。当时太原汾河漕运繁忙，万舟竞发，还催生了汾河漕运诗作。唐朝诗人薛能的《怀汾上旧居》中有“素汾千载傍吾家，常忆衡门对浣纱”的诗句，既展现了唐时汾河航运之盛，也道出河水清澈可浣纱的景象。

　　为保障汾河这一“天然运河”畅通，沿河两岸植柳槐、建池沼，一则加固堤防，防止船只搁浅，二则沿途可以赏景，以解舟船劳顿之烦闷。唐宋时，太原汾河岸边还建有河神庙，既为防水患、祈航行平安，也作为水路参考标志。

　　然而，汾河水域的繁荣也引来了兵火之灾。《宋史》记载，宋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北汉，引汾水淹灌晋阳城，还“幸汾河，观造船”“命水军载弩环攻”，致使千年古城晋阳被毁，太原汾河堤防遭人为破坏，航运急剧衰落，此后长时期内仅有少量行船驶过。

　　乱砍滥伐森林资源更是加剧了汾河的灾难。唐中叶后，长安城附近山林被砍伐殆尽，吕梁山因距离开封、洛阳及燕都较近，且有黄河、汾河水运之便，成为新的砍伐重点。北宋真宗时，开封大造宫殿，吕梁山林伐木工多达三四万人，大量木材先沿支流漂入汾河，后束为木筏顺流而下。历经唐宋金元各代采伐，汾河流域生态恶化，水量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航运灌溉优势渐失，到明代，河上只能“秋夏置船，冬春以土桥为渡”，某些河段甚至可赤足涉水。

　　清初，康熙皇帝看中汾河漕运潜力，派人勘查河道。结果显示，汾河自河津至绛州可行载重百石船只，绛州至平阳（临汾）可行载重50石船只，介休至太原则水浅沙多，需造小型船只。山西署府聘请南方船匠仿照鳅船、麻阳船式样，修造三艘不同大小的小型船只，最大载重量也不超两吨。经“汾河演试”，船只仅能从太原勉强行至河津县，漕运难以实现。

　　清末至上世纪20年代，太原汾河两岸虽有渡口，但多供两岸往返，河道行船稀少。有记载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太原兵工厂为四川铸造铜币，川人取币不走陆路，而是以小船由汾河运输，除却安全起见、遮人耳目外，汾河水运便利、实用仍是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清徐县境内的渡口，以及太原市郊的监军庄、西蒲等古渡，依旧以古朴的小木船摆渡过往行人。

　　如今的汾河，焕新的节奏愈发明快，短短五载、十年便呈现一番全新气象。褪去历史赋予的漕运“重负”，她轻盈转身，以观光艇划破碧波、游览车穿梭河畔的崭新姿态，引领游人沉浸式体验汾河的诗意与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