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外头，是这座北方城市岁末的天，灰蒙蒙的云低低地压着，沉甸甸地悬在鳞次栉比的楼顶。风贴着楼壁的缝隙挤过来，发出呜呜的低鸣，是钝刀子，一下一下，刮着人的骨头。

　　又是一年了。每年年底，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冷硬的闸，横在日子的当口。这光景，这无端端的、黏稠的烦闷，大约便是所谓年底的情绪了罢。它像这弥天的湿冷，慢慢地沁入，最后，便全聚拢到心口一个空落落的地方，化开了，成了温温的、却又无可奈何的一汪乡愁。

　　我的乡愁，始于16岁那年的一个清早。北方的冬晨，空气冷冽得发甜，厚厚的一层白霜，覆在田埂的枯草上，亮晶晶的。一只粗帆布的行李袋，母亲连夜拾掇的，鼓囊囊地立在堂屋的门槛边，像一颗沉默而巨大的泪。父亲不说话，只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呛人的纸烟，烟雾笼着他沟壑纵横的脸。母亲只反复叮嘱：“到了就写信，莫叫人惦记。”我点头，喉咙里像堵着东西，半个字也吐不出。村口的老槐树下，长途汽车卷起一蓬黄尘，我回身望去，家的影子，父母兄弟的影子，便在那一团迷蒙里，越来越淡，终于小成一个墨点。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离别。像钝刀子割肉，起初是不觉得疼的，只觉得空；等到车越开越远，那空才一丝丝地渗出凉意来，慢慢地，才觉出那绵长而真切的痛来。

　　后来，便是数不尽的车站与月台了。求学的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将我载向更远的北方。再后来，工作，奔波，生活的担子一年重似一年。城市是慷慨的，它给你霓虹，给你高楼，给你看似无限的可能；可它也是吝啬的，吝啬到不肯给你一方能安稳做梦的屋顶。多少回，在租住的小屋里，被凌晨的汽车喇叭声惊醒，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

　　父母亲的来信，渐渐由纸笺变成了电话里迟缓而谨慎的问候，兄弟们也各自成了家，散落在不同的城市，年节的相聚，成了日历上一个个需要奋力勾画才能勉强凑齐的圆圈。

　　后来，父母相继离世。我锁上老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将钥匙塞进贴着心口的口袋。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映在村道上。我知道，这一去，我便真的成了一个故乡的客了。那锁，锁住的不再是一间屋，而是我整个莽撞而匆促的少年时代。

　　窗外的风声更紧了，呜呜地，像旷野里迷路孩子的呜咽。桌上的茶水早已凉透，结了一层暗色的膜。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玻璃上蒙着一层雾气，我用手指在上面无意识地划着。划着划着，竟现出两个歪斜的字来——“回家”。

　　可是，家在哪里呢？

　　乡关何处？古人问得苍凉，而我连那份苍凉的底气也无。我的乡关，不在某一处具体的地图坐标上，它消散在16岁离家的晨雾里，碎裂在无数次告别的月台上，最终，凝结成胸口这枚冰凉而沉默的钥匙，和心底这一滩，一到年底，便漫漶开来的、无声的、温吞的惆怅。

　　风雪愈急了，密密地扑打着窗玻璃，像是要叩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