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听老人们说，红军离开娄烦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尾随而来，大肆搜捕掉队的红军，有的红军战士被捕后遭到杀害。

　　当年留在娄烦群众家中的红军重伤员，是在敌人搜捕时遭到杀害，还是在娄烦人民的保护下活下来？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呢？80多年过去，时光荏苒，人世沧桑，现在还有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呢？退休老干部郝云亮告诉我，他的故乡蒲峪村就有一位红军东征时留下来的伤病员，老家是湖北红安人，这位老人上世纪60年代已经从娄烦回到了红安，后来在老家病逝了，他的子孙现在都在蒲峪村。

　　我喜出望外，跟随郝云亮和蒲峪村原党支部书记郝来拴，来到娄烦镇蒲峪村红军后代陈小峰的家中。年近八旬的陈小峰用一口地道的娄烦乡音告诉我们：“我的父亲叫陈子安，参加革命后，化名为罗子安，我的老家在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大门公社大门村，父亲16岁就参加了红军，父辈中的兄弟五人就有三人当了红军，其他两人是我的伯父，后来都牺牲了。我父亲长征到达陕北，又东征来到娄烦，因负了伤，再加上肠胃病严重，实在跟不上队伍了，就被安置在蒲峪村。”

　　红军离开娄烦后，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逐村逐户搜捕掉队的红军，就连说外地话的人也难以幸免，惨遭杀害。有六位红军战士书写宣传标语，远离部队而被捕，在刑场上，敌人对他们威逼利诱，试图让他们投降，一位红军战士高喊道：“要杀就杀，老子再过十六年又是一条红军好汉！”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他们斩首，又残忍地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妄图用白色恐怖吓阻娄烦人民不要跟共产党走。但是，红军战士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让娄烦人民更加热爱红军，更加热爱共产党。

　　我问陈小峰：“您父亲是怎样躲过一劫的呢？”

　　他猛抽了两口手中的旱烟说道：“是蒲峪村的乡亲们收留和保护了我的父亲。当时红军路过蒲峪村，把我父亲安置在杏树街一位叫郝高善的老乡家里。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进村搜捕，是郝高善老人和蒲峪村的乡亲们，把我父亲藏在衣柜后面的地道内才没有被敌人发现。那时候窝藏红军是要受到株连的，全家都要被杀头，但是蒲峪村的乡亲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感情很深，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父亲养伤，并保护了我的父亲。

　　“一年以后的1937年，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又来到蒲峪村。这儿的群众基础好，静乐县的共产党组织就是在蒲峪村建立的。八路军358旅和吕梁军区二支队驻蒲峪村时，我父亲要求归队，首长们考虑到我父亲有伤残，就没有让他重新入伍，而是让他参加了村里的民兵队伍。抗战时期，蒲峪村的民兵很厉害，经常用地雷战和伏击战袭击敌人，还配合八路军将地道挖到敌人的炮楼底下，用炸药炸掉了敌人的炮楼，消灭了旧娄烦镇的日伪军。这些战斗我父亲都参加过。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人介绍，我父亲与我母亲、杜交曲村的温排子结了婚，1946年生下了我。全国解放后，父亲与湖北老家取得了联系。父亲还找到了他当年的连指导员、后来担任山西省军区政委的刘世洪将军。红安县民政局与当时静乐县民政局取得联系后，给父亲享受了老红军待遇。1965年由民政局出资，我父亲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湖北红安老家，与那里的亲人团聚。临走时要带我和母亲回去，但我们怕过不惯南方生活，暂时没有去。三年以后，父亲在老家红安病故。”

　　湖北红安县原名为黄安县，又名将军县，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领导人和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湖北红安，那是一个光荣的地方！留在娄烦的红军陈子安，就是湖北红安人，他是一位光荣的老英雄！

　　1936年红军东征过娄烦，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为第二年八路军开赴娄烦抗日前线、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红军东征过娄烦，娄烦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和救助红军留下的伤病员，让红色的血脉留在了娄烦。

　　陈小峰家墙上有一幅字迹娟秀、笔力劲挺的书法作品，内容是毛泽东在红军东征时创作的名作《沁园春·雪》。我们问：“这是谁写的？”老人眉宇间流露出喜悦，他自豪地说：“是我的大学生孙女写的，我有三个儿子，五个孙子，有三个孙女是大学生。”

　　说着，三位满口娄烦乡音、普通话说得也十分标准的大学生姑娘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们生在娄烦，长在娄烦，是地地道道的娄烦人，而体态与脸颊更有着南方女子特征和荆楚姑娘的丽质。他们是红军留在娄烦的后人。我问这三位还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姑娘：“你们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人吗？”

　　她们笑着回答：“知道，我爷爷经常给我们讲我老爷爷的事儿。”

　　我又问她们：“你们准备怎样传承红军精神呢？”

　　学书法专业的陈天爱说：“我要用我的笔写好红军和我老爷爷的故事，让红军的故事、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学旅游专业的陈天变说：“我想到红色旅游景点去当导游，当讲解员，讲党史军史和革命斗争史，做一名传承红色基因的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