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尖草坪度过，住地附近有个北宫花园，逢周末或节假日，父母会带我与姐姐去公园游玩拍照。有一次，花园里增添了一个兔子雕塑。那时候我们爱唱一首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我当年只有六七岁，看到这只可爱的兔子，情不自禁前去，一把就抓住它的长耳朵。充当摄影师的是爸爸的朋友华志鹏叔叔，后来太钢的总会计师。他及时抓拍，把这个情景定格。后来，我与严淑鹤结婚后，母亲常会拿出这张照片调侃儿媳妇：“你命里注定，让我儿子一把抓住耳朵，想跑也跑不掉。”妻子严淑鹤正巧属兔。

　　岁月留不住时光，但是，摄影能够把珍贵的瞬间凝固为永恒。

　　照相技术很是神秘，怎么暗箱操作就能“大变活人”，把人的影像活灵活现地变到纸上？据说，当西方人第一次把相机带到中国时，很多人都不敢照，说是把人的魂魄都摄到黑匣子里去了。

　　其实照相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就对光学进行系统研究，进行光学实验。《墨经》中关于光学知识的记载有8条，其中论针孔成像的1条，论投影的4条，论镜像的3条。墨家在光学领域成就辉煌：平面镜、凹透镜、凸透镜，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小孔成像”的理论，现代的照相机、摄像机都是依据这一原理而发明。墨子也因之被李约瑟称为“现代摄影光学之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物理卷中有记载：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我们家有一架135相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一件稀罕的物品。每逢宣传队休闲时候，我会显摆炫耀地说，我会摄影，我们到公园去，留下一些照片，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一面拍照一面夸夸其谈：光圈与速度是个什么关系，怎么才能拍出一张清晰的照片；摄影可不仅是个技术活，只要按下快门就行，它要有画面感要有艺术性；我别出心裁，逆光照出剪影，把人像映衬在鱼鳞般的湖面波纹中……至今，在我中学同学以及太钢宣传队同伴们的相册中，有许多我的“摄影作品”。一张张旧照片成为他们珍藏的记忆，留存下滚烫的青春时光。

　　我并不满足于仅仅拍下来，我还要摄冲洗印全程服务。

　　尖草坪照相馆暗房的技师王师傅，是我中学同学王如义的父亲。摄影拍成的胶卷如何变成照片，暗房里有一套很考验人手艺的技术活。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得空就跑到照相馆去向王师傅学本事。

　　那时，我家住在尖草坪22宿舍，那是太钢高干高知的住宅小区。房子很宽敞，前后两个房间里都有大壁柜。一段时间里，这个大壁柜成为我的暗房。

　　我与发小苏海平，常常在壁柜里冲洗照片。我从照相馆拿回用过后准备倒掉的显影液、定影液，自制一个曝光箱，开始照猫画虎地操作。

　　看人挑担挺省力，轮到自己却并不简单。红灯下色彩失真，在壁柜里觉得曝光准确了，拿到自然光线下却出现很大的反差。一次次调整好，由于操作时间长了，显影液、定影液温度发生变化，洗出的照片又变得发黑。我俩看着或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的相片，生怕长辈们看见斥责我们浪费，尴尬地笑着说“毁灭罪证！毁灭罪证”，把废了的相纸扔进垃圾筐。自己洗相片是为了节省钱，可整个成本核算下来，自己洗比去照相馆洗还贵。我们自嘲地说：“花钱学手艺。”

　　照片洗出来，我们没有上光机，于是土法上马，把冲洗出来的相片贴到玻璃上，用钢笔杆把照片表面的水分挤干，靠空气的压力，照片干后脱落下玻璃，表面上就自然有了光泽。

　　120相机的底片洗出照片就能保存，135相机的底片像是电影的胶带，一卷胶卷能拍36张，拍出来是小底片，所以底片还得放大。

　　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太钢宣传队是业余性质，每个人在工厂都定有岗位，车钳铆焊样样不缺。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很快帮我制造出了放大机。

　　放大照片更增加了技术难度。它除了洗相需要掌握的曝光度外，还要把洗的照片，放到放大机的底片夹上，相纸放在底座上，通过机械臂调整焦距，底片上的影像才能清晰地投射到相纸上。

　　至今难忘自己在暗房里面洗照片、放大照片的日子，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进行。刚开始不适应，一次次实践后就顺手了，很享受自己冲洗、放大照片的感觉。少年时代有很大的可塑性，有着多指向的发展空间。艺多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多一个吃饭的饭碗。十八般武艺都操练过，你才能知道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与时俱进到世纪之交，先是有了“傻瓜相机”，照相再不需要考虑什么光圈速度，人人都是摄影师，你只要按动快门就能得到清晰的图像；然后，“柯达”的一句广告词：“你只要按下快门，其他的事由我们来做”，摄影洗相的成本越来越低，你只要花1元钱，就可以得到一张4英寸的彩照；再然后，数码相机取代了胶卷，手机摄影也可获得精美图像……

　　科技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青少年时代学到的那点本事，转瞬间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