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老人是用钢笔一字一句地写，字迹大小不一，有点歪扭，后来，就与时俱进改成打印的文稿了。有时是两三张，有时是厚厚一大沓，内容大多是关于教育孩子们传承家风、家教家规之类的主题。因为字数太少，内容前后不太连贯，用词也欠妥当，所以他的大多来稿都不能被采用。再后来，老人学会从网络摘抄一些片断碎语，同样的内容，打印好几份，隔几天又挂号寄过来，弄得我们很为难。

　　对于这位多年偏执寄信的老人，其实，我们编辑部还是很“偏心”的，总是不忍心打击他的那份热情和坚持。稿件费劲修改后，尽量找个栏目用上，刊发后再给老人寄本杂志，总觉得对老人是一个交待。更多的时候，是稿件实在没法修补，看着堆积在案头的老人的十几封信，内心不免愧疚。

　　老人如果长时间没收到我们寄给他的杂志时，也知道自己的稿件肯定没被采用。他就会不定时地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我接起电话，好半天没有声音，正待挂掉时，电话那头断断续续才传来一个颤巍巍的苍老声音：“你好！是李主编吗？”一听这个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李世洪老人。起先他还询问稿件是否收到，再后来就问为什么一直没收到我们寄给他的杂志。有一次，他甚至说“你们能不能可怜可怜我，我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头，就喜欢写稿呀”。电话这头，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位老人，只能唯唯诺诺地答应着。

　　从稿件里零零碎碎的信息中，知道老人退休前曾是一位中学老师。退休后还想发挥余热，觉得关爱孩子、教育孩子是件天大的、严肃的、重要的事情，所以多年来一直以这种近乎执拗的信念，坚持写作、摘抄这类的话题，能发表出来就是他最开心的事。

　　多年来，只要见到老人的来信，或是听到老人打来电话，我们总是欣慰地想，至少老人还健在，脑子还不算糊涂。至于稿件采用不采用是另一回事。在晚年，老人也算有个爱好，在抄写或写作的过程中，他一定是开心的、专注的、积极的，寄出每一封信后，老人就觉得与外界有了联系，还有为人师的机会，然后，就有了等待，有了盼望，有了念想……所以说，我们这份杂志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增添这么一抹微弱的亮色，也算有所值吧。 虽然不曾谋面，估计这辈子不会有机会见到李世洪老人，但却总能记起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闲时整理着老人的一封封来信，脑海中常常想象老人可能的模样，和他一字一句写信的场景。一个耄耋老人能有这份关爱他人的情怀，也是不容易的。想象老人当年站在讲台上，威严中透着慈祥，想必也是个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吧。

　　只是，快一年多了，没有再收到那个揉搓得皱巴巴的牛皮信封了。也许，老人虚弱得再也拿不动那支沉重的笔了，也许……

　　素昧平生，为何总是想起远在千里的那个写信老人？原来，内心里怀念的却是那个曾经写信等信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