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与现实题材的结合无疑更能显示出写实的重量和深度，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但并非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正如鲁迅当年批评“革命文学”时所言：“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的现实主义不同于茅盾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卡夫卡的现实主义。可见，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样的现实，而是作家如何理解现实，又如何表达现实，由此决定了现实主义的“真”与“伪”。

　　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在《地球·祖国》一书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一种是不对抗现实，并且去适应它；一种是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对现实妥协、屈服，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往往只是对现实的低级的模仿，丧失了作家的意志，丢失了文学的价值。

　　“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我以为才是我们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应当坚持的“真现实主义”。借用罗兰·巴尔特的话来说，现实生活在人那里一直都呈现着三重面貌：真实的、意象的和书写的，小说作为某种特殊的书写形式，它要书写的并非“真实的生活”，而是“意象的生活”。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当作一种描写现实、接近真实的创作方法，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的逼真摹写，更不应该因此而成为某些低俗、庸俗、恶俗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的借口，而应该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和立场。文学应该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主义既要对黑暗给予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要关注人性的探究、人性的含量、人性的传达，要展示一种理想价值和人文情怀。进而言之，“真现实主义”实际上对作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作家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进行揭示和批判，从而凸现出作家自身的价值标尺和对现实的是非判断，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道德层面上。这样的作家才可以称得上是现实主义作家，这样的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是现实主义文学，这样的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才具有相当高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

　　在当下的现实题材文艺创作中，不乏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比如脱贫攻坚主题的中篇小说《找呀找幸福》，作者没有流于平面化的书写，而是侧重于表现贫困农民王功兵对个人尊严的寻找，扶贫干部李朝阳的以心换心、以情动人的精准帮扶，使王功兵和幸福村都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变，真正走上幸福之路。小说通过新旧对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新变化，尤其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变化，洋溢着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再比如中篇小说《爱恨江城》，小说巧妙地把男女情爱纠葛的故事，放置在生死危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中，写出了一个女子的自我迷失和人格复活，也侧面表现和歌颂了一线医护人员（尤其是女性）柔弱背后的坚韧，把个人的爱恨升华为大爱、宽恕和拯救。尽管情节的设置上可能有过分巧合的地方，但总体看来，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的抗疫之书，也是一部抗疫人的心灵之书。

　　需要注意的是，文学艺术的逻辑不等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但这并不表明作家在作品中可以随意“改变”现实，指鹿为马或削足适履。换句话说，文学的现实不是生活的现实，也不是单向度的某种任意的主观想象的现实，归根结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是遵从艺术逻辑和心灵逻辑的现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现实永远是流动的，文学也永远是流动的，文学永远不是简单地模仿现实、反映现实，而是发现现实，甚至创造现实，这种发现和创造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作家对艺术形式的再发现和再创造，而这恰恰是那些迷信内容的“题材决定论者”所忽略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呈现在作品内容的批判性和人文性上，也必然要求在形式上充满探索性和当代性，而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还自我标榜是“现实主义的坚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