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峨眉山入山门户——报国寺，寺门前不远处的凤凰堡台，绿茵之间掩映着重檐八角高挑的“圣积晚钟”亭。一座通高2.6米、腹径2.1米、唇厚0.2米、重12500公斤的青铜大钟悬吊在亭子中央，巍峨高耸。钟趺十二叶，形状如莲瓣，每瓣之上分别铸刻有十二地支，象征时空的周而复始，故又名“莲花钟”“八卦钟”。

　　钟亭之内，只见密密麻麻的文字布满钟体表面，密不透风，善男信女张氏、王氏、李氏、赵氏，捐银一两、捐银二两、捐米一石等文字刻在钟的表面，6万余字，让人眼花缭乱。细细品味，钟体上半部1/5是一周突起的阳文铸造，下部4/5全部是凿刻的阴文汉字，钟体内外如同蚕豆大小的文字，凿刻着自公元281年到1555年前后1270多年间曾经资助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帝王、文武官员、豪商巨贾、善男信女和铸造此钟的僧俗名讳，以及《阿含经》和钟铭佛偈。在这6万余字的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独特的铭文记载：

　　“山西平阳府蒲州山阴王府仪宾姬绍明朱氏施铜五百斤、纹银五十两；临汾县信士徐正志己丑年六月父徐钺谢氏谢爵杨氏谢禄张氏乔氏谢道郭氏……施锡五十斤、米三石；蒲州信商张世科温氏温梧温一元施银三十两……平阳府蒲州信商郝九思詹氏男郝鼎郝溢施铜六百斤、米六石；临汾县东阳厢亢真亢得雨亢国用郭氏施银……十二月十一子时男亢正湖庚申年施银五十两，长治县信商孟朝卿丙戊年四月二十五丑时刘氏妙贤夫妇庚寅五月初九亥时父孟库甲寅四月二十八界定法应施铜三百斤、纹银三十两，信士李重丙子年二月毛氏夫妇施铜二百斤、纹银三十两、锡五十斤、米三石……”

　　一段不太连贯的文字，或许还有遗漏的字迹，但这些五百年前铭文的发现和记载的内容足以说明，造钟的古人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信息，铜钟之上，张三李四王氏数万人的布施者大都没有冠以地名，而且布施的金额也很小，唯独给了山西商人一块堂而皇之的地方，晋省商人的财大气粗在铜钟上显现端倪。同时也说明，在明朝，在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巴蜀大地上，早已有大量的晋商出入此处，如此众多的晋商布施者，如此众多的资财留在寺庙，这不是一般的小商人所能做到的。

　　山西人翻越巴山蜀水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峨眉山之“圣积晚钟”有铭记，古书典籍也有佐证，只是长久以来，人们掌握的资料甚少，不为人知。明万历《四川盐法志》记载：“川中民贫，称盐商者，多为山陕之民。”清康熙《四川总志》记载：“人民鲜少，贡赋无多，间有商贾往来，俱隶籍秦晋。”《成都史话》写道：“山西人在成都开设的票号，著名的有日升昌、蔚丰长、蔚丰厚、蔚长厚、协同庆等，专营银钱汇兑、存放款，在省内外商业中财力雄厚。”《成都城坊古迹考》也记：“山西票号清初时已设立22家，分布在商业异常繁华的春熙、暑袜、中市等多条街巷。”这只是晋商经营票号商人的情况，晋商中当然还有铁货商、皮货商、丝绸商、粮商、盐商，在四川大地的生意同样做得红红火火。

　　明朝人李梦阳在其《空同集》中这样写道：“为商者，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还有一册明嘉靖《宜府镇志》说道：“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铺、绒锦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多么精辟的描述，这些来自山西的同乡商人们从明朝开始，为“迎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在四川巴蜀大地上广泛营建自己的同乡会馆，仅仅是晋商建立的会馆就达10处之多，如成都古中市街皮货商的“山西会馆”，重庆靠近太平门码头的丝绸商集散地“山西会馆”和九龙坡区走马镇上的“晋商关帝庙”，叙永县城内的盐店街盐商的“山西会馆”等。王学梅先生在《四川会馆》记曰：“明清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实质上与长途贸易发展密不可分，以致形成著名的十大行商商帮，为山西、徽州、陕西、福建、广东、江右等。”“四川叙永县城内的盐店街，由山西、陕西盐商集巨资，拆除原关帝庙重建。”

　　如此众多的晋商旅居巴蜀经营商业的历史轨迹中，自然囊括了“圣积晚钟”之上铭刻着的诸多晋商，尤其是亢真、亢得雨、亢国用的山西亢氏家族，大名鼎鼎，巨富天下。清初《康熙南巡秘记》就有文写道：“亢百万，晋商魁首，家临汾，宅茅连云，苑如世家。”《清裨类钞》这样记道：“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清人马国翰的《竹如意》也称：“山西亢氏，家巨富，仓庚多至数千，人以百千呼之。”人们不禁要问，五百年前的晋商到底有多富有？当年在天子身边有着显赫官位的明万历朝工部左侍郎沈思孝的一篇《晋录》回答了这个问题：“彼时海内殷富，平阳、潞、泽豪商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就是晋商的富有，没有数十万的白银，你就不要称自己富有，这就是明万历朝“富有”的标准。

　　黄昏来临，巍峨的“圣积晚钟”开始敲响，每敲一下，空谷传音，悠扬千里，动人心魄。几百年来，响亮、浑重、悠扬，远播寰宇的铜钟“龙吟”之声，传颂着绵延不断的巴蜀历史人文，也传颂着天府之地晋商的富有、诚信和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