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家乡人都叫我父亲“张把式”，你可别小瞧这称呼，作家王安忆在安徽省五河县大刘庄插队，回大上海后写了一篇题为《少小离家》的回忆文章，文中按农活把农民分为四个等级：一等是把式，负责犁、耩、耙、扬长、赶大车；二等是放大刀、割麦子、打场领头盘磙子、刨芋头下抓钩的这类；三等是锄地、抬筐、扛笆斗、打秫秫叶、割黄豆、拾花生芋头；四等只能是未成年的孩子了，他们放学回来或星期天，下湖割草、拾庄稼、农忙时送饭送水。“把式”就是生产队的能人，我的父亲“张把式”也不例外。打我懂事起，“张把式”虽不是队长，但是队长凡事得先问他，然后才去具体把农活安排到人。显然，“张把式”已不是一般的把式了，他已是把式的把式，按现在的话讲那好歹也算是个“顾问”吧！

　　有一年“五一”前夕，村书记来找父亲，说：“张把式，这些年我可记着你家的麦子产量呢！你家可是连续三年超‘万斤粮’的大户啦！党和政府也都记着！明天是劳动节，你是咱村首屈一指的劳模，到乡政府开表彰大会。你今天去理理发、胡子刮了，明天有模有样地去领奖！”书记带着喜悦的心情、命令的口吻，让父亲疑惑不解，他讪讪地问，“啥五一、五二的，农民不劳动喝西北风去？种粮高产政府还表彰，这倒是一件新鲜事啊！”

　　父亲是步行去乡政府开会的，回来的时候，他推着（父亲不会骑自行车）一辆崭新的上海产“永久”牌自行车，车头挂着一朵纸制大红花，车货架上是木框玻璃镶嵌的大奖状。笑靥与车头的红花在村民的簇拥下更加灿烂、美好和祥和。父亲把在乡政府得到的“礼遇”，喋喋不休地分享给前来祝贺的村民们，那份得意和满足恐怕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以至于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到“五一”那天，他都会很有仪式感地把奖状和大红花从土墙上取下来，拂去积尘，擦拭干净，又端端正正地挂回到墙上去。目不识丁的他还会讲出“五一”劳动节的来历，我想，这可能是他去开会从领导那里听来的。奖状挂好，大红花上的细铁丝缠绕在挂奖状的钉子上的那一刻，他还会告诫我们一句：“零件不上油会生锈，人不劳动会生病。”

　　后来，我要到离家二十多里的镇上读高中，就是骑着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去的，靠着这辆自行车的助力，我越来越靠近了梦想。

　　劳模，老人一生中唯一的奖项，对于我的父亲，是何等地荣耀和自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