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全面总结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回答当时文艺战线上提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指明文学艺术工作必须遵循的方向道路，对我国各民族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讲话》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一块光芒四射的里程碑。

　　我最早读到《讲话》是1952年5月，已经是7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丽江中学的一个学生，谈不上对《讲话》精神有多深的理解，但我记住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要“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等这样一些话。我学习写作并于1952年9月1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篇富有教育意义的杰作——读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就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写的。

　　1956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写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1957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时，又一次认真学习了《讲话》。按《讲话》的要求，在系统评论艾青诗歌创作时，专门用第三章分析研究艾青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变化和发展，指出他“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声音和变化中的风格色彩标志了诗人创作上的新阶段”。

　　学习《讲话》的体会，我写过多篇文章和诗歌。反复学习，我最突出的感受是：《讲话》自始至终贯穿着延安整风的精神，贯穿着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精神，贯穿着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精神。《讲话》是运用最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分析、研究和阐发文艺问题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都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强调要坚持既反右又反左的两条战线斗争。

　　例如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讲话》既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的政治内容的重要性，又明确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上，根据当时的情况，《讲话》比较强调普及，说“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并紧接着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关于歌颂和暴露的关系问题，《讲话》既批评了“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的糊涂观念，指出在解放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应“以写光明为主”，但又谈到并非不要暴露，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在继承和创造的关系问题上，《讲话》既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又明确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那种“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在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上，《讲话》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其他还有许多问题，《讲话》都是这样辩证地加以论述和阐明的。全篇《讲话》都贯穿着“在文艺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新发展。

　　《讲话》的整个精神和基本原则，为我们指出的方向和道路，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当遵循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实践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又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有关文艺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和精辟的阐述，有许多新的见解、新的论断、新的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重要成果，为作家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为推进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们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就是要把重新学习《讲话》和认真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为铸就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艺高峰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