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太原县志》载：“国初，自平晋迁筑县城之始，建议者不依迁于濠堞俱在之所，而乃别筑于山水冲奔之处，岂以为古昔宫禁之地，故避而不敢欤？抑以今邑为南关村落，而重建其民欤？或其时已为晋府封地，而有司不能专欤？是未可知也。”

　　延建因素其一，政治因素。朱元璋以严刑峻法为手段，达到刚猛治国目的，为确保朱家天下万岁千秋，朱元璋大开杀戒，迫害功臣。试想，晋阳本为藩镇之地，九朝古都，人杰地灵，虽然晋阳古城遗址壕堞俱在，本是理想的筑城之地，但山西抚署、太原府和太原县官员，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在土木堡兵败被俘，瓦剌军全力攻打京师，全国震动。郕王朱祁钰临危登位称帝，年号景泰，各省、府、县加固城防，保境安民，应是首要任务。

　　其二，晋阳城之西城，地势高，是历史上的宫殿区，且为晋王府封地，只因一夕大风，梁架俱摧，恐为不祥，遂移到府城之中。

　　由此推测，明洪武年初设县时，县城内道路及县署、文庙、武庙、城隍庙等规制性建筑，就开始动工兴建了。明嘉靖《太原县志》记载：“景泰元年（1450），知县刘敏因旧基始筑城，周围七里，高三丈，壕深一丈。”而景泰之前，以四座城门为象征的凤凰城规划设计，可能尚未制订，即使有也不敢公之于众。唐玄宗李隆基在诗文中多次赞美晋阳，“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龙跃晋水，凤翔太原”。山西抚台、藩司以下官员，对晋阳这个龙兴之地，应该是有忌讳的。景泰帝为政宽和，且忧外敌，是太原县凤凰城规划实施的政治保障。县城选址在晋阳城遗址南关村，是当时较好的城池选择地。

　　太原县城为凤凰城规划设计理念，寓意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东、西门为凤之双翼；南门为凤尾，北门及瓮城，为凤凰的颈和凤首，瓮城中有两眼水井，为凤之双目。凤凰颈北首东，意寓丹凤朝阳，吉祥如意。县城内规划了9街18巷，主要道路有东、西、南、北4条大街，为中国传统的棋盘式道路格局。城中央十字街高高隆起，以为凤凰胸部，因推车载物过十字街吃力，当地人称“好汉坡”。城开四门：东门曰“观澜”，瓮城外青石匾额“东汾聚秀”；西门曰“望翠”，瓮城外青石匾额“西兑金汤”；南门曰“进贤”，瓮城门外青石匾额“桐封晋阳”；北门曰“奉宣”，瓮城门外青石匾额“古原屏翰”。城门之上有城门楼4座，北城门楼供奉“伏魔大帝”关羽，坐镇北方之神位，保一城之平安；东城门楼供奉文昌帝君，期盼文化发达、科举考试人才辈出；西城门楼供奉财神，希冀县城繁荣、百姓富裕；南城门楼供奉药王，保佑人人健康平安。各类功能建筑，渗透着古人期盼幸福的美好愿景。为上下城行走和城防拉运军需便利，在四个城门内侧，修筑了斜坡马道，使城池功能逐步完善。景泰帝在位7年，太原县署将建造城墙按全县五十一都（相当于乡镇），下达摊派任务，出工出资筑造城墙，太原县城定型于明景泰年间。

　　明正德七年（1512）， 太原县河东柳林人（今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乡人）王琼，时任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因母丧回乡丁忧。王琼作为京官，十分关心家乡建设发展。他主动帮助太原县知县白晟、梅宁，新建了四座城门楼、城墙上四个角楼，修缮了残损的城墙，增强了县城防御功能，崇墉壮丽甲县城。明正德十四年（1519），王琼擢升少师、太子太师、兵部尚书。当时边境地区很不安宁，瓦剌又有犯境之虞，他倡议太原知县吴方，增高县城墙5尺，在夯土城墙顶部，用砖砌起高6尺的垛口。明嘉靖十九年（1540）、二十一年（1542），瓦剌军两次突袭太原县，劫掠富户财物北去。瓦剌军虽未攻击县城，但山西各府、县极为震惊，外患已到家门口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曾任浙江按察副使的高汝行，去职还乡。他与王琼长子王朝立等士绅，带头捐资输款，与时任知县合作，对县城城墙进行了增补和加固，并在城垣38处马面上，新筑敌台32座。明隆庆二年（1568），知县王世业又组织人力，对里城墙增宽1丈、高3丈5尺，虽未砌砖，但夯墙坚实。明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陈增美用条石筑城基、四座城门洞内侧及距地面3尺余的墙体，进行砌护加固。条石来自大井峪石料厂，系僧人妙峰化缘筹资，拟在汾河上建一座石桥，了却自己一桩心愿。当凿好的条石堆放得和山一样高的时候，妙峰和尚去世了，知县方将筑桥的石料，用于县城城防工程。除此之外，环城筑女墙，也称羊马垣或羊马城。在城墙外，开挖深3丈、阔10丈的护城壕，在城壕内侧广植柳树，起到注水后护堤及美化环境的作用。明崇祯年间，知县朱万钦与乡绅李中馥等，组织动员本邑人士捐款集资，烧制城砖，并用砖砌护了东、西、北三面城墙和城堵，剩下南城垣未包砖。城堵，为城墙凸出部门，因其形状像马长而宽的面部，俗称马面。明太原县城建设，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等，断断续续持续了200多年，与明王朝共始终。　　   王琼，字德华，太原县人，生于明天顺三年（1459），卒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王琼府位于县城东街东段，可能在英宗复辟前后、其父亲在外做官期间，鉴于外患加剧，住在县城外安全性差，举家从河东农村迁入县城居住。　　  明朝灭亡后，清顺治年知县郜焕元，筹集资金、组织人力，对南城垣及城堵用砖进行了砌护。清康熙十七年（1678）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先后对西、北城墙损坏段进行修缮，对护城壕疏浚并植柳。清道光《太原县志》记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初三日夜，大雨如注，风峪水暴发，浪高数丈，怒吼如雷，西郊尹公祠、戏楼逐波倾圯，居民庐舍为之一空，坏西城四十余丈。越明年，知县江二仪始为补葺，七月而工乃竣。”从清同治七年（1868）三月至光绪元年（1875）四月，县署先后组织重修垛墙854丈、高4尺5寸，补筑了东南马道91丈、西南马道87丈、北马道32丈、东马道70丈、南马道120丈；重修了北城墙外墙长31丈、高3丈1尺，并全部包砖砌护；补碹了东城门石硂一层、补修了四个城门扉16页，并全部用铁皮包门；又补修了四周城墙外损毁的基础共20丈；重建了四个城角角楼共24间、高1丈5尺、深1丈7尺、阔28丈8尺；补修了4座城楼、残损的外城墙，古城雄姿依旧。　　   明代建造太原县城与清代修葺太原县城，其重点不同。明代筑城、固城，主要任务是抵御外患；清代主要任务是修葺，完善县城功能。从文化层面来讲，明太原县城赓续了晋阳文脉；从城池层面来说，古太原县城虽然不是晋阳城，但它建在古晋阳城南关，连接着古晋阳的人脉、地脉、水脉，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太原县城是晋阳古城的延续，座落在古晋阳大地上的凤凰城——明太原县城，必将凤翔太原，和鸣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