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的匮乏

　　小说，当然需要来自生活的摇曳丰盈，需要对“无用之用”的在意和纤细之末的敏锐，但它更需要的，甚至是最需要的，是它的“问题意识”，是对生活意义的追问、探寻和勘察。好小说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思考，教会我们理解不同，诱发我们的创造力，敏锐我们的神经末梢——这是小说家们在写作之前就要自我审视的部分。

　　近年来，我们的小说乐道于生活平面和对平面感受的“发现”，乐道于发现那些被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发现过一千次、一万次的所谓道理，甚至部分是已经被证实为谬误的道理。我们也乐道于发现人性和人性的复杂——我的意思并非说人性的复杂不值得发现，而是认为，知道和理解人性的复杂往往只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原点”而不是“终点”。小说中“人性的复杂”和对这一复杂性的追问，应当和人物关系、社会境遇以及诸多的影响因素放在一起考量。事实上，所谓认知人性本质上也是为了探寻生命和生活的“某种可能”，它指向的，依然应当是开启心智。

　　在阅读国内外经典小说时，我们时常会沉思，时常会有智识上的愉悦感，时常会有“耳目一新”的火花出现——在这些文学家的写作中，可以看到强烈的问题意识。作品写的是他们对生活、命运和“我们”的巨大追问，是相对而言的“大问题”，尽管有些大问题是依靠小人物和小故事来承载的。反观我们的小说，我们的写作“对生活的意义”在哪儿？

　　事实上，我们时下的小说或多或少有回避问题之嫌、回避精神难度之嫌，它满足于同流行思想媾和，满足于提供已知的那些道理。更为可怕的是，我们似乎越来越满足于“小容小貌”，书写那种寡淡的“小而温暖”的或“小而忧郁”的情感和情绪。它可以是文学的一个向度，但如果是一个普遍，则不能，不行。

　　宽阔度的匮乏

　　批评家们反复提供的“要生活”“要展现现实生活的丰富”的告诫，在确认一个道理正确的同时，也在“画地为牢”，将原本的正确变成了“片面深刻”。

　　错误不在“要生活”这个词上，而是将“生活”这个词不断自切，僵化并且标本化，原本一株郁郁葱葱的大树，剔除了看不见的根，也剔除了生长着枝叶的树冠，进而我们还试图剥去树皮，抹平虫洞。于是，生活没有飞翔也没有未知，没有神秘也不存在旷远，即使如此我们还会把某些日期和事件从中挖去——生活，便变成了一种匮乏之物。

　　“要生活”——如果我们不把生活这个词狭窄化的话，它其实还可以加上“要历史”，因为历史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影响我们地域性格和处事原则的潜在因素，历史和对它的塑造、书写当然也应纳入到文学提供中。我们还可以加上“要未来”，所有的未来都是现在的延续，它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些东西一定具有恒定性，是时间和时代不曾改变的。似乎，还可以加上“要想象”，想象力其实一直伴随着文学的发展，是呼吸和阳光。“要思考”也是小说品质的保障之一，而所有的思考都与生活、作家的生活感受和阅读书籍中的生活而得来的感受有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拓展，那它就会具备丰富的、足够的宽阔度。

　　我说的宽阔度，一方面是知识的宽阔，对于所有人文知识的尽可能熟稔；一方面是地域的宽阔，最大可能地拓展自己的视域，将世界和人类看作整体一起打量；一方面是写作范围上的宽阔，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可以在自己的文学中容纳历史和哲学、幻想和追问、神话与寓言。我说的宽阔度，还应包括纵横的宽阔，不止于猎奇和展现、不止于“手把件”的精美雕刻，而是将小说中的个人和事件当作支点来考察，由此，一粒沙慢慢地会成为一个世界，整体性和宏大感的世界。

　　想象能力的匮乏

　　想象能力的匮乏已成枷锁，它影响着甚至是严重影响着当下小说的基本质地，正是这一匮乏使我们的部分小说（甚至是大部分小说）无智无趣，成为米兰·昆德拉所诟病的“死亡的小说”：这些小说没有为征服存在增添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存在新的片段，它们仅仅是证实了那些已经被说过了的东西。由于什么也没有发现，它们没有能够加入到发现的序列中来。想象力的匮乏与问题意识的匮乏、宽阔度的匮乏以及一切匮乏都互为表里、相互作用，这一匮乏往往会造成其他种种的匮乏和坍塌。

　　想象力在小说中的体现，可不仅是“超现实”“魔幻”“寓言”和“荒诞”，这些表象性的想象方式是非本质的，本质上，它是对现实可能的注入（本质上决定一部小说真实与否的不是那些轶事），是将虚构的故事（无论这故事像生活还是更像幻觉，有神怪的参与还是有动物说话）用卓越的想象让它的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并“信以为真”。写作现实主义的小说其实更需要想象力的参与。鲁迅塑造的人物，无论是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是极具个性和鲜明性的，你不会将他们和小说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相混淆，他们身上的特点，都是源自于生活同时产生于理念的“混合类型”，也就是说，想象力在暗暗地助力这一创造。作家为人物特意安排的细节，是作家根据人物性格、命运特征和小说理念表达的需要而“无中生有”创造出的专属设计，这部分细节的产生首要依赖于想象力。

　　我们的文学应当是前人经验的综合，它要尽量地把整个世界上共有的文学经验吸纳到“我”的身上、吸纳到写作中，我们的审美意识和思考向度应当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前沿保持基本的同步；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前所未有”，为“未有”作出自己的补充，是小说家们应具备的道德自律。每位立志于追求卓越的小说家在完成他下一篇作品的过程中，都应经历一次小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