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抗战期间，全国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要集中到延安开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各根据地和平津等地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代表，都要经过晋绥到延安，还要经过晋绥返回。战斗在晋绥边区交通线上的军民，穿梭于敌人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游刃于星罗棋布的敌据点、碉堡间，巧妙地避开“扫荡”的敌军，把延安派往或从延安返回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及平、津等地的干部护送到太行、太岳、北岳三个地区，然后转送出去；把敌后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干部接过来，护送过黄河到延安。

　　从1941年开始，侵华日军接连在晋中平川敌占区推行“强化治安”，对边区实行“蚕食”政策，不断“扫荡”，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整个根据地处在日伪军的分割、包围、封锁之中；还在公路和同蒲铁路沿线以及汾河沿线，相继增设了许多据点、碉堡。在一段时间里，抗日根据地渐渐缩小，财政经济困难，对敌斗争更加艰苦，晋绥边区的接送任务也更加繁重。

　　1942年11月，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过太岳区，武装护送到平介县（敌占区），再由交通队秘密护送到晋绥八分区。因为是夜间行动，路又长，一夜走不完漫长的敌占区平原，必须在敌占区停留一天。在群众掩护下，刘少奇同志在平遥县仁庄平安地住了一夜，傍晚继续向文水边山进发。走到文水县苏家堡，没见到与接应部队联系的交通员归来，于是便在一座古庙旁等候。突然，侦察员报告，前方上贤村一带有敌人埋伏，护送的人犹豫地望着刘少奇。刘少奇同志沉着而又诙谐地说：“我不是早已说过，完全听从你们的安排吗？既然没有与部队联系上，我看可以返回仁庄再住一天，那里群众基础好。”这样一行人又返回仁庄住了一天。第二天，他们顺着田间小路步行30多公里，到达文水县崖头村，由晋绥三分区部队送过离岚公路，经兴县前往延安。

　　1943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等同志一行40余人去延安，由晋绥八分区和太行二分区共同接送。在清源县汾河渡口，只有一条能载七八个人的小船，除掩护的几名同志和彭、刘首长乘船外，其他人都涉水过河。他们通过太汾公路，一口气走了30多公里的夜路，拂晓到达清源边山。正待休息时，忽听山坳里响起枪声，不多时得到报告，清源城有四五百敌人向这边来。护送人员顿时紧张起来，刘伯承同志却笑着说：“莫来头（没关系），敌人来了我们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彭德怀同志用望远镜观察后说：“看来敌人不是朝我们来的。”不出所料，接应首长的游击四大队赶到了，报告说敌人是出来报复的，已被我们打退。

　　通过化装掩护身份，白天通过封锁线，也是接送干部常用的一种方法。护送陈毅同志去延安就是这样做的。1943年11月，陈毅同志携秘书、警卫员一行5人，从新四军总部出发，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1944 年初，由晋绥八分区负责送往延安。原定的行动路线由于途经地区有了敌情，只得改变，并且天黑前必须化装出发。陈毅一身绅士打扮，穿着长衫，躺在马车上装病，有人扮作陈毅的“儿子”随车送“父亲”到城里看病，有人改装打扮成仆人，交通队员、武工队员则化整为零，分散在马车前后保护。一遇上敌人盘查，陈毅同志就哼哼叫痛不迭，好像病得很重，就这样平安地过了太汾公路。

　　公开的武装接送，规模有大有小，如接送彭真、聂荣臻、程子华等领导去延安，送抗大总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的师生赴华东、苏北、山东等地，就是采用小规模的武装公开接送。

　　在交通线上，还活跃着一些秘密的机要交通员。延安与敌后各根据地之间来往的党的许多重要秘密文件主要由他们接送。他们原则上与公开交通是分开的，但凡有联系，必要时协同配合，互通敌情，共同应付敌人。他们常年徒步跋涉，夜行晓宿，往返一次需要一个月左右。

　　晋绥边区的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八路军指战员和交通站、情报站、敌工站的同志们历经千辛万苦、流血流汗，安全接送了出席党的七大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各根据地代表，还安全接送了延安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及平津往返的大量重要文件和军需物资，光荣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