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反映右玉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还有以新闻报道形式构成的庞大的宣传体量，虽千人有千种写法，却往往大同小异。我一直想展现更接地气、有血有肉的右玉精神，于是我想到了报告文学的表现形式。

　　正如我在《山河之诺：右玉精神英雄谱》（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后记里写到：“我是右玉县威远堡人，生于斯，长于斯，也将终于斯。从直观的角度来看，右玉的深刻变化一点一滴慢慢叠加在我的眼球里，深深烙进我的心灵里。事实上，我也是右玉绿化大军中的一名普通战士，从小学到参加工作，经我用过的铁锹，磨坏的都有好几把了。年年植树，年年绿化，这是作为一名右玉人无法推卸的一种义务。”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义务令我寝食难安，那就是为右玉那些默默无闻的造林功臣们作传，作一部铿锵有力的大传。

　　庾信是北周时期的诗人，他在一首诗里说：“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后人把这句诗简化了，变作“饮水思源”。说到右玉的绿化，就不能不从张荣怀说起，张荣怀就是右玉精神的缘起。当然，说完张荣怀，还有王矩坤，还有马禄元，还有庞汉杰，还有常禄、高厚、赵向东、王占峰、韩祥、张一、伊小秃、毛永宽等等……这些名字无论哪一个，在我心里都是伟岸的，都是高山仰止的，都是重若千钧的，他们如杀虎口的明长城一样，长久伫立于我需仰望的正前方，让我一次次肃穆地重温一段段风沙弥漫的旧时光。

　　可以说，先期的采访并不顺利，一些人生活在我阅历之外，一些人年事已高对往事缺乏连贯性的记忆，一些人甚至不愿触碰那段艰难过往。但我必须从历史的长河里耐心地挖掘出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与泠然作响的鲜活事例。我不敢轻易拔高或随意贬低他们哪怕一丝一毫的形象修为，我深知杜撰来的情节终究熬不过历史的澄鉴与甄别，我只能学习古人最笨的方法——行万里路，访万千人，阅万卷书。我力图把最真实、最生动的普通劳动者和县委书记们写出呼吸来，写出味道来，写出立体感来。

　　我以为，报告文学的立足点应该是基于一个客观的立场，并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整个人物或事件的走向，冷静看待所要反映的人和事，不能有丝毫偏向性色彩包含在文字当中。既要客观，又要公正，还要人情味与艺术味相得益彰。

　　我以为，报告文学的形象性源于语言的平实和厚朴，把人物形象立起来，必须用直白的语言反应出人物的个性，如果缺失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那么写出来的人物就会千人一面，没有特色，读者就不会留下深刻印象。

　　我以为，报告文学写作离不开情感的真笃，离不开落笔的沉实浑劲，更离不开与人物的共相唇齿。

　　由是，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张荣怀，想象成了王矩坤，也想象成了张一和毛永宽。当我穿越回那个艰苦朴素的年代，并设身处地地成为那些平凡英雄的时候，我感受到常人无法承受的力尽筋疲与艰难竭蹶，曲折和压力如同大山一样横亘在眼前，不要说让整个右玉大地布满绿树了，即使在茫茫沙海里栽活一棵树，都觉得难于上青天。但是，我笔下的主人公们，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凭着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荫的执著，以最质朴、最笨拙的、甚至有点类似蚂蚁搬家的工作方法，一点一点改变着右玉的生态与气候，改变着右玉人的生活与命运，这是何等的艰苦卓绝又可歌可泣啊！

　　报告文学的在场意识与本真写作是我一贯追求的创作风格，而对文本的结构性设置则取决于人物的外在气场与内在精神所蕴含的深度。我习惯于做多层次调研与沉浸式构思，无论人物选择、事件复盘，还是细节的推敲与重塑，均建立在朴素与率真的基础之上，在尊重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我沉迷于人物事件中难以自拔。以《山河之诺：右玉精神英雄谱》为例，每写完一个章节，每记录完一位植树功臣，我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能从那个人、那件事中走出来，以致于我循蹈那个人的足迹在真实的环境里总要痴迷很久。事实上，对既成文本的修改与润色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总体感觉还是受益匪浅。

　　右玉人的造林运动坚持了70多年，在70多年悠长的时间里，涌现出数不清的植树模范，从繁如星辰的先进人物中遴选出适合书写的主人公，确实比较困难。但右玉的客观情况又比较特殊，每一次造林所呈现的特征都倾向于大兵团作战，而这样的近乎全民参与的运动，往往考验的是地方领导者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和长远发展的规划能力。右玉精神之所以通过不断延续并逐渐成型，右玉县的县委书记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不能因有为当政者树碑立传之嫌而放弃客观事实的正确描述。当然，我还是特别注重把更多的笔墨分配给更加平凡的人，诸如威远堡的毛永宽、南崔家窑的余晓兰、石砲沟的王占峰，还有水磨沟的韩祥、栽了一辈子树的尹小秃等等。这样，我就更有底气把这本报告文学做成一册《右玉精神英雄谱》，在历史的风云中让英雄们逐一亮相。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