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把河上纪行写出了纪录片的文献感，他像周代的采诗官，取各国之风，用以兴观。若以六经皆史的观念看，河上民风，自是春秋。《上河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虽为游记，实为文化考古，它从现场观察，即时感受，生发“自我叙事”、历史引类。这是评论家的当行本色，带着年鉴学派注重微琐，看重生活史、物质史的叙述气质。

　　“沿着黄河，我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月走到九月，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换言之，被看到与被记述，感知与经历的黄河，绝非一回事。李敬泽描述了熟悉的陌生、博学的无知。这是以退为进，用防御性的自我评论，展示对大河流动不居、浩大繁复的敬畏。

　　推理叙述是一名作家的素养，那里生发着揣测、想象与图景。考古者、侦探和作家，往往又有共通原型，即猜谜者、复盘者和讲故事的人。

　　李敬泽经营文章，汇通古今，融入自我，引以文献，叙事写人，描情状景，构成文体综合实践新境界。在我看来，其文章亦由“故事的图层”反复叠合而成，如同古典罩染画法。人物故事、自我故事、历史记载来回穿引，构成繁复对话、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譬如他借陕北旅途所读《中国绅士》为楔子，套嵌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对前途命运的杂感。

　　“后来，‘地主’‘贫农’都不用填了，只需填上‘干部’。这很好，我不必再为此焦虑……当然我知道如果不是打倒了地主我母亲肯定上不了大学，那么她生下的肯定不是我。”作家考辨地主与绅士之别，又颇有鲁迅之风。他以才学见于随笔，显露的是历史的识见、解释学的兴趣。如引证顾颉刚《甘青闻见记》，对“卦婆子”也作了源流考。

　　李敬泽夹带叙事、勾勒写人的功夫，如微小说，三言两语，就是微澜情节。当“我”沾了光，蹭了旅行团的导游讲解，还不忘琢磨：“他们认为仅仅两个洋人就享受一名导游的服务，这不公平。我看着我们那位年轻的讲解者，只见他脸上淡漠如水，说了句‘他们交的钱多’。”之后是安静，“显然那五六十秒的安静是在向更多的钱致敬”。这种旁观的反讽，生于沉默和顿悟的时刻。

　　当记忆出现空虚，无法按图索骥时，知识就开始登场。他的写作显出记忆和知识的共同体，其间有微妙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我知道的比我记得的更多。”在唐卡、经卷、酥油和奶香的感官回忆外，他开始转向资料。

　　福柯曾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中论述了“图形文”的观念。我想，李敬泽穿插征引文献，同样也是图像和文献的并置、对证和相互指涉。他善于打通来历出处与“即时即景”，民风礼俗之画，也成了思想风景。同时，这种知识也客观拉开叙述的空间与时态。事实上，作家只是游历后知晓，于写作的“此在”中，整合、查阅并回望。

　　一叶知秋是洞察力，社会关切是介入感，逻辑推导则是不少作家欠缺的思维训练。李敬泽将关切他人与关心自己同构一体，这是一种双重观照的写作。他的文章，自有年表，自成经纬，一种纵横气莽莽而来。过去未来时与将来进行时一并穿行，又何止远上白云。《上河记》好古而知新，述往以知来，思绪落笔，远比河道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