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情感的关系，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格外值得重视。我们有一些作品，在社会深度等方面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但在人类基本情感深度方面还不够。文学讨论人的情感问题，如果情感问题不能得到超越常人的解决或者超越常人的理解，这名作家跟我们常人就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看他的书。阿来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有的评论家把小说的深度说成是思想的深度。你有哲学家深刻吗？你有历史学家深刻吗？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吗？不可能。我非常同意这样的看法。凡是吸引、感动我们的文学作品，总是和情有关。

　　针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情况，我曾批评过文学的情义危机，批评作家和作品中充斥的戾气。当然，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小说是以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对待没有情义的现实和人物，是通过情义危机呼唤人性和情义。但更多的作品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表达人情冷暖的匮乏，在貌似客观的描摹中，将现实的冷漠、无情、阴暗等戾气，集中、典型、文学化地作了表达。

　　文学的价值在于表达世道人心和价值观。如果文学对当下生活的新经验不能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不能提炼出新的可能性而完全等同于生活，并参与构成时代氛围，那么，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文学如果不再关注情义，不再表达人情冷暖，读者要文学何干？

　　所幸的是，当下文学的情义危机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有情”的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阿来的《云中记》《蘑菇圈》、陈世旭的《老玉戒指》、东西的《回响》、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等都将人间的情义写得感人至深。《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心性宽容，对人与事云淡风轻，她受尽了人间苦难，但她没有怨恨、没有仇恨，她对人和事永远都充满了善意。在《老玉戒指》中，陈世旭用同情的方式处理了在价值观或道德方面有严重缺欠的人物。那个只认名利的陈志乏善可陈，但当合作者危天亮去世之后，他们共同创作的剧本的署名只有加了黑框的危天亮而没有他自己，他内心的善和义，不着一字，一览无余。这些作品在读者那里获得好评，也理所当然得到批评界的举荐。

　　“有情”的文学，强调文学书写人间的情义、诚恳和人间大爱，它既不同于对人性恶的兴致，也与“心灵鸡汤”完全不同。“心灵鸡汤”是一种肤浅的大众文化，是画饼充饥、虚假抚慰和励志的一种形式。而“有情”的文学，是对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再发现，它悠远深长，是人类情感深处最为深沉、也最为日常的善与爱，这就是有情文学的动人之处。因此，文学表达情感深度的内容和方式是不可穷尽的，这是文学长久存在并有无限可能性最根本的理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不同时代作家对情感深度的不同理解和发现。铁凝在《飞行酿酒师》的自序中认为“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与人为善”，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情感深度不只是作家的写作态度或对文学的认知，更是对人内心隐秘世界的发现。《经典是内心的绝密文件》是东西谈创作的文章。东西说：“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放的是内部参考，下层放的是绝密文件。假若我是一个懒汉，就会停留在顶层，照搬生活，贩卖常识，用文字把读者知道的记录一遍，但是，一名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东西说的那个在文件柜最底层的“绝密文件”，就是对人的情感深度的勘探和发现。他的长篇小说《回响》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除了侦破命案线，另一条线是刑警冉咚咚对家庭情感关系的“侦查”。冉咚咚、慕达夫两人阴云密布的情感纠葛发生在他们的心理活动中，尤其是在冉咚咚的心理活动中。在讲述者看来，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口香糖期”；第二阶段是“鸡尾酒期”；第三阶段是“飞行模式期”。“三段论”的分析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这是东西对人的情感关系的深刻洞悉与细致的表达。

　　东君有篇文章《长情与深意——读〈赠卫八处士〉与〈在酒楼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杜甫给很多老朋友写过诗，篇篇不同，篇篇有情。梁启超称‘诗圣’是‘情圣’，这个‘情’字当然不指狭隘的男女之情。事实上杜甫写男女之情的诗作极少，这一方面，老杜的确不如小杜。但就我阅读所及，他那首赠内的《月夜》，质朴、含蓄，倒是胜过很多唐人的情诗。”

　　东君理解的“情”，与东西笔下的那个“情”，不是一个情，却都体现了文学原初的魅力在于一个“情”字。

　　麦家谈创作时说：“我正在写的作品也是跟故乡有关的，但情节跟《人生海海》没什么相关性，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人物也没有连续性。只不过，它表现的时代、人物的背景，包括我觉得一名作家对世界的那份感情，有一定的连贯性。”

　　作家在创作实践基础上提炼出的观念，对于构建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