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自古就是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是连通中原与边疆和异域的枢纽，是丝绸之路的东源地。魏晋北朝时期，山西就成为东西方文化、艺术、物资交流的交通战略通道。到了唐代，山西仍在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商路通畅

　　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平高昌、灭突厥，先后在西北地区建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及一系列军镇、守捉（唐朝在边地的驻军机构），并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驿站，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尽管唐代前期的山西并不在丝绸之路的主线上，但也是丝绸之路支线——草原丝绸之路（即回纥道，亦称参天可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言：“灵州（故址在今宁夏吴忠市）与太原府位居（回纥道）中间……亦为南北国际交通之两条最主要干线”，雁门、太原道虽迂远，然太原以南途程平坦，经济繁荣，其北亦颇富庶，故沿途供应较易；灵州道虽较径捷，然灵州以南有横山山脉之阻，途程艰险且人烟稀少，其北更属沙漠地带，故沿途供应困难；是以唐代前期，两道行程各有优劣。

　　安史之乱后，两京陷落，唐王朝调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驻军到内地平叛，导致河陇等地区军力空虚。吐蕃趁机入侵，切断了唐王朝经河西走廊与西域的联系。唐王朝为了保持与西域的政治联系，不得不依赖回纥道。

　　正如前文所言，唐代前期长安至西受降城的回纥道本有灵州、太原两道，但是“安史乱后，吐蕃强盛……致西城、灵州南至长安之道不能畅通；故唐与回纥之主要通道，唯存太原一线。凡使节往还，商贸行旅，莫不由之……故唐中叶之后，国都长安西北至回纥唯有太原一道”。晋阳曾为唐王朝的“北都”，号称“国之北门，枕扼夷夏”，政治、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此时，晋阳又成为唐王朝与回纥进行交往及绢马贸易的交通枢纽，并以此方式延续唐代中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

　　唐代前期，回纥等草原民族与唐王朝保持着长期的朝贡贸易，但是贸易规模较小。安史之乱中，回纥三次出兵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为了“报答”回纥，唐廷通过绢马贸易向回纥输送经济利益来保持双方的政治合作关系，从而维护唐北部边疆的安全。另一方面，唐王朝“马政”败坏后，为加强对藩镇和吐蕃的备战与作战能力，也需要通过绢马贸易从回纥输入急需的战马。

　　据《册府元龟》统计，自唐永泰元年（765）至唐太和三年（829）间，唐廷11次共支付给回纥150万匹绢帛，10万两金银。另外，唐廷因回纥收复两京有功每年又赠送绢2万匹，80年至少有160万匹。然而，回纥通过绢马贸易从唐王朝获得的大量丝绢，自身并不能完全消费。剩余的丝绢被回纥和粟特商人贩运到了中亚和西亚，成为维系丝绸之路丝织品供应的主要来源，回纥实质成为唐王朝与西方丝绸贸易的“中介”。

　　由于唐与回纥持续的绢马贸易途经山西，“草原丝绸之路”（回纥道）再一次成为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因此，安史之乱后“绢马贸易”就成为唐王朝与回纥之间的主要经济交往形式，也成为丝绸之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

　　由此可见，唐代中期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所阻断，传统丝绸之路基本断绝。由于藩镇割据势力的干扰，唐王朝也暂时无力收复河陇地区，因此唐王朝要保持与西域、中亚的联系，就只能依赖长安—晋阳—西受降城—回纥的回纥道，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得以提升。

　　唐开成五年（840），回纥为黠戛斯（唐代西北民族）所败，回纥自此走向衰亡。持续数十年的绢马贸易结束，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随之削弱。

　　商品丰富

　　山西是唐代的“龙兴之地”，“中都（蒲州）”和“北都（太原）”两京所在地，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山西地处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的交界地带，决定了其成为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

　　在唐代，大量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回纥、薛延陀、沙陀等族进入山西地区，随之而来的还有粟特商人等，他们带来了外域的农牧产品、工艺技术，以及各种宗教和信仰，艺术和文化，在山西消化、吸收后，进入中原地区。

　　另外，唐代山西物产丰富，手工业较为发达，是丝绸之路各种商品的主要供应者，对于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唐代山西的蚕桑养殖和绢帛纺织业分布较广，但丝织品的质量和产量并不高。麻布则品质优良，生产工艺上乘，麻布九等中的二至五等在山西均有分布；麻布生产覆盖较广，涉及太原府、晋、汾、绛、泽、潞等地区。唐代山西还盛产动物皮毛制品——毡，为蒲、汾州等地所产，该产品极富草原游牧民族色彩，乃是游牧和农耕地区常见的装饰、铺设用品。另外，依赖丰富的铁矿蕴藏和发达的金属冶炼工艺，唐代山西还盛产铁器和铜器等制品。

　　总而言之，由于唐代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物产，成为东、西文化交流较为深化的地区之一，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