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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探索中的力不从心

——《别离》的惊艳与贫乏

《别离》书影

  董晓可

  很多时候,以爱来唤醒人性的良知,还是以批判来刺痛麻木的人性,这对于艺术创造者或许是一种两难处境。阅读我省青年作家李晋瑞的长篇小说《别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从这个层面来看,作者是勇敢的,嵌入了一系列家庭、教育和社会问题,叩问现实人心,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批判力度。小说创作构思精巧,这是作者的真诚与用心,是他情感与生命融为一体所呈现出的笔力。这使得《别离》具备了一种惊艳构筑的潜质,以及一种朝向惊艳的难度。但同时,由于写作经验的相对不够纯熟,也使得作品出现了某些贫乏。

  在小说中,爸爸米海西、妈妈罗素兰与孩子米罗,每个人都觉得无辜与无助,觉得自己奉行的是爱的哲学。作者用诚实的态度,以真实的对话来展现一种源自家庭的爱与残酷。

  《别离》中的三个小标题,“第一部:米海西的回忆”“第二部:罗素兰的告白”“第三部:米罗的秘密”在语词上有差别:“回忆”是一种自由翱翔,“告白”是一种隐性情感的抒发,“秘密”是一种潜隐心史的埋藏。三个词,代表了三种话语动向:男性的、女性的与孩子的。在米海西的回忆世界中,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式家庭模式的色彩: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子女,希望他们能健康成长,好好学习,成为有用之才。而在母亲的告白中,又富有当代女性的话语表达。而在孩子的秘密中,是对于成人世界的控诉与属于孩子的不被理解的私人空间。这种话语之间的隔阂,精准地解释着现代家庭的真相。正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不理解加剧了家庭矛盾激化。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这种显在话语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本质的隐性话语。虽然爸爸的话语先予以呈说,且看似强势,但却是最为脆弱的,随着妈妈的告白与孩子的秘密的相继展开,爸爸的话语所构筑起的家庭秩序遭遇全面溃退。

  《别离》并非只是沉溺其中营造一种当下流行的都市家庭剧,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现代人的独立性,一种独立情感下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正是这种言语碰撞下心灵壁垒的抵抗,使得作品的角色走向了丰满。作者融入了历史之思与人性之思,从而使作品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时代发声的追问与批判能力。

  作品自始至终不单是展现与批判,还在孜孜找寻一种当下人的生存的疗愈途径。而找寻,便意味着冒险甚至探险。其中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文本局限,尝试性地揣摩,是否还有更好的艺术构筑方法。

  文学作为“隐喻之书”,隐喻是现代作品的基本属性,也是一位作家可以成为思想家的升华之书。应该说,小说在诸多层面,均展现其“隐喻”的倾向性,比如标题“别离”对于不同主人公的多重意味,比如两代人的认知所折射出的社会内涵,比如结尾处母子之间关于《小王子》中“狐狸”的话语博弈等。但有些隐喻,确乎还存在一些缺憾,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这些小隐喻未能有效组织,升华为一种具有文学意味的大的世界与人生隐喻。

  在作品中,也隐喻了三人的互相关系。同时,世界已经转型,固守在原地的米罗一家只能与自己的田园式家园告别。但这样一个富矿,在作品中却并未很好地挖掘。事实上,借用一些隐喻体来构筑文本,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当然,如果采用这种尝试,可能还需要整个文本的整体升华。文本叙述层面或许暴露了叙述者的叙述局限。比如题记:“这是千百万中国家庭的现实投影。这里没有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故事。但我相信,我们的灵魂只有归于真实的日常时,才会露出真容。”无疑,这是热播影视剧,抑或故事纪录片的开头,而不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的开头。同文学的含蓄蕴藉、意味深远,还有一定距离。

  另外是叙述套路略显陈旧。总体感觉,《别离》的三个部分,唯有“第三部”有了优质文学性的感受。“第一部”“第二部”,尤其是“第一部”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虽然态度是真诚的,但在叙述介入层面,仍旧是说教式的,就是以父亲的过来人身份来教导孩子。由于说教得过多,便不免产生平等尊重、平等对话的目标设定下的自我反噬,从而沦为“父辈——孩子”不对等关系下的紧张状态。

  还要警惕抒情性语言的压制性。须知,《别离》所直面的是社会问题,因而所有的抒情均是为了有效抵达一种智性思维和理性反思,是为了整个文本的批判性构筑服务的。我的直觉是,《别离》的书写,情绪性渲染浓烈了一些,尤其是前两部,可能会对作品的反思性书写产生一些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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