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曾是商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宋代已非常普遍。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关于货郎的描述，如古诗：“鼗鼓街头摇丁东，无须竭力叫卖声。莫道双肩难负重，乾坤尽在一担中。”《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中写道，浪子燕青去泰安州打擂，临行时“扮作山东货郎，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一手捻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元杂剧有“货郎调”，《桃花女》中就有“等不得货郎担儿来买”的描述。

　　代县货郎戏称自己为“挑八股绳的”，卖货用的是两个多层木头盒子组成的正方形货箱，底部有正方形托盘，四个角分别有一个铁环。代县货郎的扁担不仅比普通扁担长而宽，而且两头分别雕刻一个勾头，将两组四根呈闭环状的绳子，分别钩在托盘四个角上的铁环上，另一头套在扁担两端的勾头处，担起扁担后，每两根绳子呈四股状，前后共八股，故称挑八股绳。货郎肩挑重担的功夫很深，每副担子盛货后重量约60公斤。

　　货郎每到一村，便在村中心、大树底下荫凉处，或者庙宇附近的宽阔地带，放下担子，把货箱取出摆成货架模样。货郎并不急着吆喝，而是取出一面精致的拨浪鼓开始摇动。几乎所有货郎的摇鼓节奏都如出一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像在说：“请姑娘，请姑娘，请出姑娘买东西。”

　　货郎的主要顾客就是妇女和儿童，经销的商品都是实用又大众化的，以价格低廉为主要特征。货郎基本上不在外居住，即便外出三五十里，也要赶回家中，除了休息之外，更主要的是补充货物。所以，货郎往往天不亮就出门，到天黑才回到家里。在外也很难吃顿舒心的饭菜，通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夏秋季节，代县货郎挑着货品活跃在代州境内乡村之间，到了深秋和冬季，就结伴同行到口外。为了躲避强盗，他们日住夜行，专选穷山僻壤的乡间小道或者山区弯道行走。货郎担子不仅维系了全家的生活，而且也积累了经商经验，很多代县货郎由此培养了后人的经商意识，生意慢慢壮大起来。如代县南山深处张仙堡村的货郎郑秉懿，他种庄稼“五谷不分”，但对货郎这一行却得心应手。他家人丁众多，仅儿子就有五个，全凭他经营货郎养家糊口。后来，郑秉懿在代县城开设了芝麻行聚鑫斋、兴盛斋两个商号，由三儿子郑丕德任掌柜。

　　代县东部的正下社村是一个商业活动比较活跃的村庄，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农业特色、历史传承等原因，正下社村人亦农亦商，已成为该村的经济特色。不少村民挑着自己菜园子里种的菜，再贩点其他菜沿村叫卖，虽挣钱不多，但本钱不大，没有风险，还能挣点零花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们上学。这种“菜货郎”被村民们形象地比喻为：“一锅豆腐半桶油，三把韭菜两把葱。”直至1980年前后，村里的老人们依然在嘴上挂着一句口头禅：“要想富得快，庄户搅买卖。”每到冬天，村里的成年人成群结伴相跟上到雁门关外的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去做买卖，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后，基层供销合作社、代销店逐步遍及各地乡村，还延伸到边远的山庄窝铺，一部分货郎甚至还吸纳为基层供销合作社职工。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营商店不断涌现，偏僻村落的居民逐步移居至集镇和平川的大村，电商、网购、快递等新型交易形式层出不穷。货郎作为一个古老的商业职业群体，在完成其使命后，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