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团乱麻似的生活素材、创作思绪，小说创作者有时会抽出故事的一根线头、人物的一个细节，而后生发、想象、融合、权衡、抉择，逐渐把故事、人物、环境，一一理清，化为一体，创造出一个和谐、完整的小说世界。在这一艰难的创造性过程中，创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体验、积累、认识，特别是对现实人物的谙熟、理解，至关重要。同时，创作者对文体“三要素”的理性认识、自觉把握，又是起关键作用的。只有二者都有了足够准备，才会写出理想中的好小说。

　　在小说文本中，故事与人物，既“相生”又“相克”，而环境与故事、人物，一样是“相生”“相克”的。现代小说是以人物为主体的，但人物并不能凭空站立、行动起来，他要凭借故事情节、生存环境，才能成为真实、鲜活的形象。当然，故事情节也有自身的逻辑，具有社会的、审美的价值。但它存在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物。因此许多作家、评论家有点“鄙视”它，认为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是低“人”一等，没什么地位的。事实上，无可称道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古代小说不消说，现代小说虽以人物为主体，但故事情节常常一方做大、反客为主，与人物形成一种“博弈”关系。当故事与人物息息相通、融洽无间的时候，二者就出现“相生”现象；当故事与人物“脾气不合”，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出现“相克”现象。且故事往往淹没、碾压人物，小说便沦为故事。当下许多小说证明了这一点，情节克损、降服人物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小说创作中，故事与人物，是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小说创作者写作的触发点，可能是一件事，也许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幕“情景”，一种有人有景的画面，等等。此时他的写作目标十分重要，是写一篇以故事为主、揭示社会现实的小说，还是写一篇以人物为主、创造审美形象的小说，将决定着他的创作思想、方法以至最终的艺术“成果”。有生活积淀、创作经验的作家，即便是以故事起头，也会把人物融入故事，由人物推动故事，最终让人物与故事“双赢”。如果以人物起头，他更会以人物的性格、精神为主导，设置矛盾、丰富性格，创造出一个独特、饱满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来。这时故事与人物真正达到了“相生”“共荣”的境界。理想的故事情节是：朴素而巧妙，完整而松宽，人物有着自由的空间和用武之地。

　　上世纪80年代的塑造人物理论特别是文学主体性理论，对那时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诞生了众多出色的人物形象。譬如作家王蒙，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皆擅，塑造了知识分子、老干部、新潮青年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不仅有现实主义的性格人物，也有浪漫主义的意象人物，还有现代主义的荒诞人物。譬如作家蒋子龙，他在一系列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中，雕塑了多姿多彩的普通工人、技术人员、工业领导者人物，其中又有开拓者、改革者形象。他的小说既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又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派。譬如作家高晓声，他的短篇、中篇更为著名，他写知识分子、农村干部，但最杰出的是具有阿Q精神的普通农民，他把他们复杂、矛盾的性格和精神，写得入木三分，成为中国新时期的典型形象。上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经验、理论，依然值得今天研究、汲取。

　　在小说创作中，故事与人物，很多情况下处于纠缠、矛盾、背离、克损的状态。一些小说家在写作中，沉湎于故事的叙述、情节的铺陈、细节的描绘中，使人物在作品中没有行动空间、立足之地，更难以成为小说的主体。作家对描写的人物不熟悉、无认知，人物成为小说中无生命的“物”。充斥在作品中的，是物质世界、世俗生活。有些青年作家对小说“三要素”缺乏清晰认识，对人物理论更无自觉把握，因此在小说中就常常出现故事与人物分离、矛盾、相克的现象。过度的戏剧化和无节制的生活化，都会给人物塑造带来不便和损伤。我跟踪短篇小说创作16年，每年撰写年度述评，深感当下一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已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有着广阔的前途。如钟求是、张者、田耳、东西、房伟、潘向黎、汤成难、马金莲等等。他们的小说题材多样、思想活跃、写法精湛，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却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比前辈作家要逊色不少。他们究竟写出多少有特色、有深度、有创新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人物能否走向广大社会和普通读者，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关乎他们的创作成就与艺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