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2023年第10期推出的“山西省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专辑”,选录了山西中青年作家创作的三篇小说,分别为杨遥的《理想国》、陈克海的《好汉坡》和武茳虹的《河桥孝子》,展现了“新时代文学晋旅”的实力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本版今日刊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为该专辑撰写的文学评论。——编 者
小说家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当然是创造出了新的人物形象,这个新人物可以是一两个典型形象,也可以是群像。评判这个新形象的成功与否,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标准就是它是否具有时代特征,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它与时代的关系用文学化的表达就是:一滴水可以反映整个太阳的光辉。
这个专辑里的三篇小说都是山西作家的作品,这三位中青年作家都是“新时代文学晋旅”的主力,日渐强劲的“晋旅”,很有希望继“山药蛋派”和“晋军崛起”之后成为山西留给当代文坛的新现象。能否企及曾经的历史地位需要读者认可和时间检验,山西几代小说家基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为不同的时代贡献新的人物形象却是一以贯之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从旗手赵树理到五主将“西李马胡孙”,都是塑造新的时代人物的高手。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里的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是典型形象,也是时代群像,而赵树理作为小说家的贡献更是用文学的手段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追求婚姻自由的新人物形象不但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时代进步作用,同时也从人的思想深处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赵树理讲他的创作理念是“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就是这个意思了。马烽在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里白描勾勒的领导干部老田,是个夏天还得穿老棉裤的慢吞吞的驼背老头,却能在人民生命财产发生危险的关头像只老虎一样跳进洪水里,这个形象当然是新中国才有的新形象,不是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手法,而是“这一个”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干部群体的精神气象。“晋军崛起”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柯云路的《新星》使得改革的理念在一夜之间被城市和山乡所接受,李向南这个新的时代形象的魅力功不可没。相对来说,“晋军”一代的山西作家的文学表现手法比其前辈“山药蛋派”更加多元和丰富,而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的则是张平的《姐姐》和《祭妻》,这种艺术手法的进步正是时代风气的凝结。山西的“山药蛋派”和“晋军崛起”两个创作群体能够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不同时代的小说家们为他们的时代贡献了新的人物形象。
“新时代文学晋旅”创作群体是否像前辈作家一样为新时代贡献了新的人物形象?本期《小说选刊》集中转载的三位山西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三位作家都是活跃在全国各大期刊的实力作家,他们的代表性不言而喻,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杨遥是那类越写越好,并且作品不时闪现着向经典致敬光芒的作家,他的整体创作走向是这样,这篇《理想国》也是这样。这与他的勤奋、质朴和勇敢分不开,因为他是个文如其人且表里如一的人。用“勇敢”来评价一位作家似乎不是文学的评判,但放在杨遥身上,正是他可贵的文学品质。首先,杨遥有向经典致敬的虔诚,他很苛刻地从文学观念到创作实践都在向着心目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看齐,并且矢志不渝;其次他具有强大的自信和耐力,他把写作看作一场马拉松,不断地调整状态、持续用力,不断地加速和超越;最根本的,他本身具有勇敢的品格,这里面包含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关心社会和他人的可贵品质。他就是《理想国》里的何无用,不但对自己曾经厌恶的门房老头产生悲悯和同情,并且打上门去把老头关进笼子里的真相直言不讳地告诉给他的儿子——在被畏惧碰瓷降低社会道德感的今天,这种不怕管闲事折射出来的正义感,就是杨遥最大的勇敢,也是他的作品总能击中人心的内因。杨遥习惯于在最后发力,这篇从家长里短漫不经心开始的小说,直到快结尾的时候美术馆举办“笼中人”行为艺术比赛,虚构介入现实的力量和宏大的气象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那个并没有被描述过五官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的门房老头,伟大到悲凉的父亲形象就站起来了,批判性也就出来了。这种批判性不同于其前辈“山药蛋派”作家的“问题小说”,也不同于“晋军”一代作家对人性的拷问,它是隐形甚至温和的,抽象而有力,戏谑而严肃,艺术手法更为丰富,人物形象更为内化。杨遥文学品质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糟蹋文字,越到精彩处越是惜墨如金,他用最快的节奏叙事,像咏春拳一样迅疾有力(他不断重复描写老头在笼子里的死人般的木讷,这个时候作者和人物的品质合二为一了,他们的内心同样地执着和顽强),他打完了半天,你才能感觉到疼,这就是高手的特点,他对得起自己对经典的阅读、研习和敬畏,也对得起自己对社会、时代和他者的关心和思考。“笼中人”是杨遥贡献给当代文学的一个成功文学形象。
在为实现全面小康而奋斗的伟大历程中,有无数作出牺牲和奉献的可贵人物,也生产了浩如烟海的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出现像《创业史》和《山乡巨变》那样文学品质和社会认可度兼而有之的小说,甚至,很多此类主题小说因为“消化不良”而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类报告文学体”。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塑造好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因为主题的现实性的强大而压制了艺术性的人物塑造,显得脸谱化、蜡像化,同时丧失了时代特征,归根结底,是因为作者没有贫困地区的生命体验和真枪实弹的工作经验。所以,土家族作家陈克海的中篇小说《好汉坡》才显得如此可贵和惊喜,这篇作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那样毛茸茸充满质感,像土地一般厚实和营养丰富,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满肚子心思,对话之间能用呼吸吹动对方脸上的毫毛,让读者渐渐着迷于叙述而浑然不觉。因此我直到读完三分之二的篇幅才醒悟过来这是一篇“主题”作品,写的是一位在复杂的乡村社会和人心猜度中带领乡亲脱贫的村干部,他一点也不高大上,就是一个比别人精明点的凡人,但他却是一个达到了艺术真实的人物。对于这个人物,陈克海甚至都谈不上“塑造”,他就那样七拉八扯地给你把这个人呈现出来,这是个活人,是一个让你觉得陌生又熟悉的现实与艺术并存人物,他明明是极具个性的,又会让不同的人觉得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村主任。陈克海就那样不厌其烦絮絮叨叨,这个叫颜松茂的满脑袋生意经的村干部就在村民的上访、赞誉和来访者的眼里活过来了,捎带脚那个举报他的盲“道士”黄有禄和崇拜他的老太舒水秀也闪闪烁烁地走在了新时代文学形象的行列。少数民族作家陈克海生长于湖北的贫困山区,在山西参加工作后又做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这些从前看似出身贫困和艰辛工作考验的经历,现在看,成就了他,也使得脱贫攻坚的伟大历程有了一部好小说,有了几个属于新时代文学的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
三人里最年轻的武茳虹作为90后作家、博士生,文学理论素养的完备性是她的大多数前辈山西作家不具备的,更为难得的是她能够把这一优势运用到创作实践中。我不知道武茳虹是否通读或者研究涉猎过前辈山西作家的作品,这位从吕梁山走出来的青年作家却先天地具备了现实主义精神,并且,她的《河桥孝子》提供了用现代手法处理现实题材的很有想象力的文本。《河桥孝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北方小城镇的老太太在家人为自己操办丧事的当天死而复生,她的还阳和坚韧持久的生命力给家人和自己造成尴尬局面,久在病床前服侍的憨实儿子和讲究排场享乐的奸猾老伴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这场闹剧也搅动着河桥街的生活。这篇作品的过人之处在于,作家在简单的情节下用丰富的细节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她无疑是关注现实的,甚至可以说在揭示“人心不古”,而在这之下,满腹怨言的儿子在看似漫长到无法解脱的劳累中依然尽心尽力地伺候母亲,母亲在生死间摇摆,他就像那桥下河底的水草不断被水波拉扯着东倒西歪,然而却没有被拔起来丧失根本。如果只在这个层面来分析这篇作品,还不能理解武茳虹的小说艺术手法,我要说的是,武茳虹没有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来处理现实题材,而是用现代性的荒诞手法来介入和表现现实,她用看似正常化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反常的事件,通过把反常生活的正常化来表现其反常性,又在反常性里挖掘出人性里最基本的正常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她在批判地歌颂人性,这是很高级的艺术手法。正因为荒诞手法及其现代性,这个故事看似闹剧,众声喧哗,是一部浮世绘式的丰沛作品,实则对人性的美好和幽微洞若观火。相对于她的导师余华和苏童早期的作品,武茳虹的小说更有现实质感,她学习余华从生活内部把现实文学化表达的能力,有苏童营造文学地标的意识,还有被他们净化掉的风俗人情的加持。总结对武茳虹这篇小说的印象,那就是“无一字无来处”,来自她对文学经典的深广阅读,也来自生养她的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灵魂深处。
杨遥是70后,陈克海是80后,武茳虹是90后,虽然代际有差,但同样作为新时代的山西作家,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共性特征:塑造的是群像,人物形象是清晰而又模糊的。这是因为他们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的进步,他们所塑造的不止于形象,而是他们的灵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说,生活由无数事件构成,某些事件经过被解读和记忆上升为经验,成为创作素材的是这些经验而非原始事件。这些素材成为作品的过程中,不是被简化和总结出清晰的意义,而是变得更加复杂和含义模糊。他们所创造的心灵群像,可以看作新时代山西中青年小说家全面发展的成功实践。这样的代际结构并不是《小说选刊》有意设置,他们本着为读者介绍当代优秀小说作品的初衷进行遴选,编排时才发现都是山西作家,又知道“新时代文学晋旅”正风生水起,于是就约忝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写一点评价和介绍的文字。而我知道这样的代际呈现并不是巧合,他们三位作为“新时代文学晋旅”的代表作家,正好反映了山西中青年作家队伍正在迸发的实力和气象。我在开篇先向山西老一辈作家致敬,是因为新时代山西文学的新气象正是基于他们创造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同时要向中国作家协会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致敬,“两新计划”正是“新时代文学晋旅”的创作导向,山西文学必将在中国文学的高质量发展中得以同步繁荣。


